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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通过攻打城市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而毛泽东与此相反，提出和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思想，并努力实践之，终于取得革命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的这一革命思想理论是运用反向思维提出来的。现结合自己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试对这一革命思想的形成过程进行探讨。
反向思维是指在分析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时，有意识地从相反方面去思考问题的一种思维形式。这种看是违反常规的思维方式在解决问题时往往会不苟于传统的或一般的方法，它常能主动地、独创地发现问题、提出与众不同的设想，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成功的运用了反向思维。
按照常规或正向思维，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需要消灭敌人；而敌人的主要力量一般都集中在大城市，苏联正是通过攻打大城市而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所以当共产国际攻打大城市的指示传到中国时，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便欣然接受，积极地在大城市不断发动起义，甚至在由于攻打大城市失败，革命力量被迫转移的农村，在农村已建立了为数不多地小块红色政权时按正向思维的人们仍然坚持组织大城市的起义，而没有认识到农村的小块红色政权与夺取全国的胜利大目标之间的关系，没有想到就应当把革命斗争的重心转移到农村的重要性。毛泽东在斗争实践中运用反向思维，把革命斗争的重心转移到农村，并在理论上强调这一转移的重要性。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中说：“单纯的流动游击下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使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95页），可见，通过反向思维，毛泽东认识和发现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真正找到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结合点。即毛泽东提出了与攻打大城市相反的思想观点：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在土地革命斗争中，为了正确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毛泽东不囿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关于实行土地国有化的结论，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运用反向思维，正确地提出了解决土地所有制方针和政策。
长征时期，毛泽东在军事上运用反向思维成功的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突出敌军重围。当时，敌有40多万重兵围追堵截，我军只有3万余人。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按常规的正向思维，主动权肯定掌握在敌军手中。但毛泽东却运用反向思维，一反常规地提出要争取掌握战争的主动性，运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手段，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是要求红军从反常规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从反向思维的角度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蒋介石按常规正向思维，认为红军的目的是渡水北上，因而把防卫的重点死死地放在防止红军渡江北上。可是，毛泽东却用反向思维，灵活机动地指挥工农红军大踏步前进和后退，迂回穿插于敌数十万重兵之间，积极寻找战机有效歼灭敌人，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长征路上，红军避实击虚，将计就计，巧布迷阵，声东击西，似乎无章可循，但处处主动，取得了奇特的军事效果。蒋介石做梦也不会想到，要渡江北上的红军，把一条小小的赤水河反反复复地渡来渡去。结果，却巧妙的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疾驰北上。
重庆谈判也是毛泽东运用反向思维的一个生动实例。当时，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后，即发动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吞并解放区。但是，忍受八年战乱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要求民主和平的呼声很高。蒋介石为避免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国内外舆论的谴责，企图把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同时，又由于蒋介石的军队还远在西北、西南后方，有的嫡系部队还远在缅甸、印度。要把全部军队运到打内战的前线，尚需一段时间。于是，蒋介石按照常规思维在加紧准备内战的同时，又摆出一副和平谈判的姿态。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以实现和平局面，解决各种重要问题，名曰：“内战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力，从事建设，时机迫切，问题重要，”要求毛泽东与周恩来“偕临”重庆。同时，蒋介石给毛泽东的电报，每次都在报纸广播中宣传。这分明是将“中共一军”。按照常规的思维，延安的广大军民对毛泽东去重庆非常担心，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张学良到南京被软禁，李济深、胡汉民等被扣押于南京汤山，蒋介石的这些手段，人们记忆犹新，至于蒋介石希害共产党人与爱国民主人士的罪行尤为昭彰，此次他主动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和谈，孰知所设是否“鸿门宴”。
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有意识地从相反方面考虑问题，即立足于去重庆。因为他认清蒋介石此番的目的不在诱捕他，而在于利用和谈，争取备战时间，推卸内战责任。8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告诉全党毛泽东赴重庆谈判。8月28日下午15时，迎接毛泽东的专机抵达重庆。毛泽东亲临重庆和谈，出乎蒋介石的意料。毛泽东的专机降临重庆时，蒋介石才慌忙召急各院长会议，应急讨论国共和谈事宜。
临到谈判，国民党方面竟拿不出任何谈判方案，因为蒋介石没想到毛泽东能去重庆，对谈判毫无准备。以至于蒋介石看到中共所提的《谈判要点》文件时，感到“脑筋深受刺激”。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毛泽东去重庆和谈打破了蒋介石的思维常规，使其事与愿违，处于被动地位。而毛泽东既揭穿了蒋介石的阴谋，又借此机会争取了全国民众的支持。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这里有一个生动的事例，笔者不得不简述如下：在重庆谈判期间，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诗，毛泽东亲笔写下《沁园春·雪》相赠。词作在报刊上刊出后，轰动山城整个知识界。大后方的知识分子以往对毛泽东所知甚少，以为不过是民间草莽英雄。然而《沁园春·雪》中所蕴含的胸襟、气魄，所体现的才思、文采却令他们大为震惊。这不就是集圣贤天子于一身的当世风流人物吗？这不就是足以治国平天下的民族救星吗？相形之下，那个身着戎装的蒋委员长倒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介武夫而已。当知识分子为毛泽东的词所倾倒，纷纷提笔唱和时，这种用中国文式的对话，实际上已经不自觉的为以后他们在政治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奠定了文化的和心理的基础。
战争时期毛泽东成功的运用了反向思维，建设时代也是如此。毛泽东在1958年《介绍一个合作社》时指出：“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最显著的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按照常规思维，“人口多，底子薄，一穷二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利条件，而毛泽东则不这样认为。他说：“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27次会议期间对梁濑溟进行了批判，当然，批判他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正向思维与反向思维之争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情况是这样的：1953年9月8——18日政协全国委员常委开扩大会议，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梁濑溟当时是会议列席者。9月11日下午梁濑溟即席发言，重点提出农民问题、乡村问题，谈到：“城里的工人提高的快，而乡村的农民的生活还依然艰苦。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是共产党成为领导党，主要在过去依靠了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当时的农民税收重了，农民生活存在着困难，梁濑溟等人要求施仁政。按照常规，常理思维梁是正确的。但是，毛泽东在考虑这一问题时从大处着眼，运用的是反向思维。毛泽东是9月12日的讲话中说：“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仁政。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有资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05页）为了简单扼要，笔者把上述文字作这样的示意：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需要资金——多收农业税——农民暂时有困难——人民生活不可多改善——对农民生活有好处（长远）这的确是反向思维的一个绝妙例证。
（作者单位：商水县教师进修学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