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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周口青年才俊的经济救国理想

——访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青年经济学人蔡银寅

刘彦章

    引子:他叫蔡银寅,是一个只有22岁的大学生,他和感动中国人物洪战辉是同学,且都毕业于西华二高。这位2004年考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的大三学生,却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声名鹊起,先后在经济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篇,并因其以非经济专业大三学生写出经济学专著《交易论》而被《江南时报》以“蔡银寅现象”为主题做了系列报道,被称为“经济奇才”。2006寒假,蔡银寅对故乡西华做了一个概括性的调查,完成3万多字的《基于产权和交易费用视角的农村经济解析》调查报告,提交西华县政府,得到经济学博士、李飞副县长等县委政府领导的肯定。近来,又有新著《观察、思考、学术与经济解释》完稿。他的学术成果得到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盛洪、韦森、姚洋教授等的肯定和鼓励。2007年4月28日,他应邀回西华参加“西华经济发展青年促进会”,是所有被邀请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笔者是受邀请人之一,并借此机会,对他进行了专访和交流。
    记者:作为老乡,对你的治学成绩感到骄傲和自豪,请你简要介绍一下自己研究经济学的经历。
    蔡银寅:我真正接触较为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应该从2004年进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说起,此前虽然也看过一些有关经济学的著作,但一般都是教材而不是理论专著。进入大学后,总觉得自己的空闲时间一下子多了起来,也曾一度彷徨过,忙着各种学生组织,甚至自己尝试着创办学生社团,这一点和刚进入高校的大学生没有多大差别。不同的是我一直认为大学才是人生的起点,大学才是决定一个人人生最终走向的决定阶段,因为此前的教育都是一般性基础教育,大家所学的知识几乎都是相同的,它满足不了社会的细化分工和个性化要求。这种思想促使我一度考虑如何给自己定位。
    但是,选择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却不是偶然的。可以这样说,我一直是一个偏向于哲学性思维而不喜欢沉湎于具体事务的人,即使要做一件具体的事,我也常常要寻找一个理论支撑,因为我认为有时候一种思想对人行为的指导作用比行为本身更有意义。学习一门技术固然很重要,但绝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掌握一门技术,这不适合社会的长足发展和进步。可以说,科学技术固然重要,但激励科学创新和使用更重要。如果说世界各国人的智力是相近的话,那么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差别应该归结为文化、社会制度方面,而不是他们的技术,而这些则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此前我曾概述性地了解过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可以说,系统意义上的经济学的发展史充其量才三百年,主要的理论成果几乎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这使我树立了自学经济理论的信心。此后开始翻看一些经济学理论著作,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张五常的《佃农理论》等等,以及经济学教课书《经济学》、《经济学概论》、《经济学基础》等。后来觉得自己看的东西太杂了,就专心看一些有关制度和产权的书。之所以选择这个方向,也是有原因的:一是制度和产权经济学应该算是上世纪60年代末才兴起的,后来逐渐发展为主流;二是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期,对制度和产权的研究颇具现实意义,并且有许多现实的案例供参考,这是研究经济理论得天独厚的条件。
    读的书多了,再加上自己的理解和思考,觉得有些心得。就试着用自己的思想从一些角度解释一下经济理论和经济现象,整理成学术论文。直到现在已完成了《交易论》和《观察、思考、学术与经济解释》两本书的初稿。此间我也得到过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如茅于轼教授、盛洪教授、韦森教授、姚洋教授等的一些指导,但这都是后来的事情了。
记者:经济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显学”,有人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因为经济学可以指导现实经济实践。请问,你的治学目的是什么?
    蔡银寅:理论就是为了指导实践,治学更是如此,这一点毫无疑问。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如何高效率的配置现有的稀缺资源进行生产活动,任何有悖此目标的研究方法和治学态度都是不科学的。我们既不能为了创新经济理论去玩智力游戏,也不能一心钻到理论中而不顾现实的需要。经济理论研究应该像它所研究的内容一样,注重市场的供求关系,否则经济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低效率的生产行为。
    所以,在学习经济理论时,我时常考虑学习的效率问题。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自己为什么把产权和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其实,自我知道产权和制度成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始,就一直认为产权和制度必将成为经济学的热点问题,并且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因为经济学的研究最终将落到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上。
比如从上个世纪后半叶兴起的“博弈理论”,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许就是因为其能很好地用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而制度和产权作为一种规范和激励人行为的工具,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一点都不奇怪,特别是在一些制度相对落后的国家显得更有意义。
    所以,治学的目的是应用于实践,只要我们的理论使现实向好的方面发展了,哪怕仅仅是可怜的一小步,这都是了不起的。因为社会的进步都是建立在这一个个微不足道的改进上。
    记者:你认为经济学研究如何才能来源于实践并指导现实经济实践?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经国济世?
    蔡银寅: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便是,来源于现实观测的经济研究成果比实验室或文献中寻找的经济理论成果更容易应用于实践。比如,经典的经济理论认为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方式比物物交换更具效率,也更节约交易成本。但我在对农村经济的观察中发现,豫东地区农村的“物物交换”却很受欢迎,长期存在并发展很好,这是否意味着经典理论出现了偏差?我的解释是,选择何种交易方式的内在动因是节约交易费用,这从侧面反映出了农民处理信息的能力劣势和规避市场的倾向(参见蔡银寅《基于产权和交易费用视角的农村经济解析》)。我想这种观测实实在在地反映了当今农村的市场状况,而在已有的文献中恐怕很难找到,学院派的研究者也许很难接受这一事实。
    所以,想要获得具有指导意义的经济理论,就必须立足现实的观测和思考。也许这种观察的结论很简单,既没有形成高深的理论,也没有构建出复杂的模型,但它可能更实用,更能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对于制度和产权的研究更应该如此,大多时候,我们对制度的设计和安排可能会忽略政治和激励因素,但这却是制度设计成败的关键。比如对农业生产制度安排的选择就是很好的例子,从生产合作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体现了制度选择的过程——来源于现实观察的具有激励作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取代了照搬照抄的生产合作社模式。
可以说,只有来源于现实的理论才能更好的指导我们的实践,来自书本的或照搬照抄的理论如果很好的指导了实践,那倒是个巧合,但我们绝不能期待和依赖这种巧合。
记者:你写的《交易论》主要内容是什么?对周口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发展有什么理论启示?
蔡银寅:《交易论》一书以讨论交易理论及交易所引发的经济现象为主,集中阐述了分工和交易的有关问题。交易成本既是本书的线索也是本书的核心问题,是整个交易理论的基础。从整体看,本书的理论主线为:分工是有效率的,分工的效率是通过交易实现的,交易是需要成本的,而交易成本是可以节约的。沿用康芒斯对交易的分类方法,具体分析了三种类型的交易模式以及在该模式下的有关问题。提出了交易成本率、要素价值决定、组织的效益等一系列新概念。在交易成本量化、生产力测度方面提出了新的观点。
从整体思路上讲:一方面,初步建立了一个以价值理论为基础,交易理论为核心,生产力理论为应用方向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在吸收西方现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包括产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现代博弈理论的基础上,有学者认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综合现代中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产物,表现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经济思想。或者宽泛一点地说,“交易论”更倾向于一种经济哲学思想的构建,是更为基础性的东西。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才有悖于现代学术界流行的以点切入,边际创新的博士论文式的著作模式,才会被质疑。当然,个人的学术经历和水平也是一个方面的原因。所以现在还没有找到可以合作的出版商。
在经济学理论界,对交易问题进行独立研究的并不多,特别是在国内,相关文献比较匮乏。同时,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阶段,对市场交易、管理交易和配额交易方式的选择以及自上而下的改革的研究具有实用价值。在研究方法上,则根据需要以理论分析为主、量化分析为辅,以实证分析为主、以规范和结构分析为辅。值得说明的一点是,现在看来,在经济学领域,现代经济理论方面,特别是有关制度研究方面的创新已成为一个发展趋势,代表了未来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方向。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由于交易(贸易)的存在,大家的生活都变好了,这从本质上讲是由分工的效率和比较优势决定的。对于周口来说,无论是从地理位置、面积、人口看,还是从经济影响力看,它都是一个局部问题。因此,分工以及专业化对于周口来说是一个内生变量,其所处的方方面面决定了其该以什么样的产业为主,以什么样的产业为辅。这是由国内甚至国际分工决定的,任何有违这一分工或者阻碍这种分工发展的因素的存在都会降低效率。但交易不是内生变量,制度和政策对交易的影响非常之大,根据自身属性确定分工状况,然后出台对应的政策是制度创新的一个思路。
如果说,周口以发展农业、近农工业、旅游业为主的分工模式已经明了,那么我们的任务则是如何设计规则来降低交易成本,如何有针对性的降低农业、近农工业和旅游业的市场门槛,并对该类产业的资本流入设置规范和提供激励。同时,周口是农业大市,如何降低产品的交易费用蕴含着很大制度创新空间和利润空间,由政府出面组织农产品贸易,减少价格损失,并把收入反哺农业生产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周口具有发展近农工业、加工业和旅游业的优势。但要注意内在协调性,这里体现着一个择优分配原理。比如,发展近农工业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农业的长足发展并保证其为工业提供原料,但加工业和农业发展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劳动力。这时候,由于农业生产的激励不足,劳动力外流严重,此时如何吸引劳动力回流是一个制度要求。这些都可以从交易理论以及产权制度安排的选择集中找到答案。
记者:听说你已经在核心期刊发表了8篇经济学论文,主要涉及哪些领域?对周口有什么借鉴?
蔡银寅:我已发表的论文涉及领域很广,有产权和制度方面的,有组织管理和销售方面的、有农业生产方面的,也有立法方面的等等。但却都体现了两种思想,一个是成本与收益的思想;另一个是均衡的思想。
其中有一篇是讲农民的资本构成的,我想对于周口农村经济的研究会有借鉴意义。现实中农民的资金很匮乏,即使有那么一点点的盈余还大都用到了积累方面,比如孩子上学、建造房屋等,而这种状况说明了农业生产收益边际递减的规律。在此条件下,农民兼业成为最优选择。所以许多农民在农闲时外出务工。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外出务工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必定会繁荣地方经济!由于农民工市场的交易费用很高,农民收入中很多被耗散在外部市场,极大地限制了地方的经济发展。从长远看,这极不利于周口经济的长足发展。由于农民的兼业选择是由农业边际收益和市场工资率共同决定的,所以改变农民大量外流的办法只有就近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这和前面所说的择优分配和配套理论是一个意思。
记者:你对家乡西华充满了游子思乡和报效桑梓之情,并对西华农业经济出路进行了调研,并上书县政府,你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蔡银寅:从长远角度看,西华具有发展农业、近农工业、旅游业的优势。我给西华县的发展战略定位是“稀缺型”发展模式,即以发展“你无我有,你差我优”资源为核心竞争力的主导产业模式。当然,这是一个长远的战略定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同时,我认为发展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科学的规划,这一点可以给投资商长远的利润空间,保证投资的回报率和降低融资风险,有利于招商引资并留住资金。另外,信息也很重要,西华政府采取的“筑巢引凤”做法很有意义,也很能吸引投资,但宣传不足,这是招商引资的大忌。因为资本很稀缺,同时信息的成本又极高,所以要主动宣传自己,我们有很好的投资环境和巨大的利润空间,欢迎您的投资。“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信息太冗繁了,不由得你不主动。就像讨论版上的帖子,一会不顶就沉了。
另外,就近期的发展规划,我也提了两点建议:一个如何盘活存量资产的问题,对于西华来讲,盘活现有资产不仅可以充分利用资金而且还可以净化投资环境。存量资产放在那里是会慢慢蒸发掉的,所以要能变卖的变卖、能重组的重组,总之要它们重新动起来;二是有政府出面成立农产品贸易公司的提议,降低农产品贸易的价格损失。
记者:西华县博士副县长李飞对你的调研给与了很高评价,他和西华县委、政府是什么态度?
蔡银寅:李飞副县长是研究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经济学博士,对分工和专业化也很有研究,他赞同我的“稀缺型”发展模式的定位。我们在学术方面有一些交流,并时常有邮件往来。李飞副县长和西华县的其他领导,比如刘静元副书记,县委常委、副县长张锦印等,都比较支持我的调研,他们都表示将考虑我的建议,并答应支持我对西华经济的进一步调查研究。
现在我也正在积极组织申报由《南风窗》杂志资助的大学生“调研中国”活动,申报的选题就是有关西华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地权约束和农业生产及农民选择问题的研究,调研将在今年暑期进行。
记者:你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经济学权威茅于轼等的热情鼓励和充分肯定。他们是怎么评价的?也请介绍一下你和他们的交往情况。
蔡银寅:事实上,很长时间一段以来(大概从我的“交易论”定稿后),我就想联系“天则”所的盛洪教授和茅于轼教授。一方面,盛洪老师是国内研究分工和交易的专家,他写的《分工与交易——一个一般理论及其对中国非专业化问题的应用分析》,其实算是我的启蒙教材,所以我想请盛洪老师给“交易论”做一个客观的评价;另一方面,茅于轼教授是自学成材的经济学大师,择优分配原理是他在学术相对封闭的条件下独立思考成果,并且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茅老的著作深入浅出,算是把经济学原理讲的最明白的一个,这说明茅老思考问题的方法很值得我这种跨专业学习经济理论的人借鉴,其行文方式也值得我在写作中学习。但这一直以来只是一个想法,直到2007年3月20日才试着给茅老写了一封信,介绍了我基本情况,并随信附上了一篇新近写成的论文。
4月2日,我收到茅老的回信,感到很意外,因为即使能收到回信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快。这说明茅老非常关心后辈的成长,这使我很感动。他在信中写道:“我认为你在经济学方面已经入门,而且能够应用于实际上遇到的问题,我建议你将该文投给由天则所组织的一年一次的制度经济学年会,我估计可能被录取。”看到茅老来信,我就有了去北京面见茅老的想法。既想对茅老的关怀表示感谢,也想就此机会见一下世面,更重要的是想让茅老给我以后的发展提点建议,给点指导。于是我就给茅老发邮件,表达了此意愿,本来茅老说很忙,说“有什么事情可以通过邮件或电话联系,不必见面,但方便的话可以抽空来家里,也表示欢迎。”并且让我发“交易论”的主要内容部分给他,他可以先看看。茅老看后即给我了回复,提出两个观点:一是肯定我已经走上了经济学研究的正轨道路,说交易论对以往理论做了相当全面的总结,有继往开来的意义;二是,“交易论”有理论创新,但不是整个系统的创新,虽然大的方面没有问题,但许多细节还值得推敲。在我问他有没有出版的意义时,他说“有出版价值,虽然要花点钱,但对学术发展的价值要远远超过于此。”
经过联系,我4月14日早晨到北京,随身带了“交易论”和新近完成的“观察、思考、学术与经济解释”两部书稿,晚上6点50左右到了茅老家。茅老当时还在吃饭,见我到了就匆匆结束吃饭并开始和我交谈。
茅老为人随和但对学术要求严谨,在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之后。开始看“交易论”的绪论和目录,提出了一些问题,显然在用一个学者的标准要求我。接下来,他按照目录每个章节挨个问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关于计划经济、市场等方面的理论阐述方面。在对“交易论”有了一个整体把握之后,他问我:“你认为你的创新点在哪里?”我说,“主要体现在对交易费用理论的扩大应用,对交易费用分担问题的讨论,以及对分工交易发展脉络的把握,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更为宽泛的交易理论。”茅老想了想说,“创新是有的,就整体观点来讲并没有太大问题,有些观点我是同意的,有些观点我也是反对的,一些理论我想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但你为了获得一个更普遍的理论而牺牲了应有的严谨,当然,这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学上常说的权衡取舍。”我说,“正是如此,如果交易理论在这里的确放大了,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茅老下面又看了“观察、思考、学术与经济解释”书稿,就农村经济观察部分给我做了指导,他说,“文笔还好,很流畅,但不要学写那些晦涩的东西,深入浅出,简洁地表达才是最好的行文方式。”他说,“这部小书还可以,有出版的价值,但出版与否应该由你自己来定。”
另外,盛洪老师说过些日子再给我写具体的评语,他要仔细看看。至今,“交易论”一书已经有10位专家看过了。只是,何时能出版还没有概念,因为暂时还找不到出版商或赞助商。
记者:你的研究之路被称为“蔡银寅现象”,在江苏引起了很大反响,并被评为“江苏省十佳青年学生”,你怎样认识自己?并请对大学生选择成才之路发表看法。
蔡银寅:我的事情被称为“蔡银寅现象”是始料未及的。事实上,像我这样的学生虽不能说是很多,但也有,报纸上也有关于“清华北大”此类学生的报道。然而,现在的一个求学理念仍然是专业为主,其他为辅,即使学习的是自己没有兴趣的专业,也不能“舍本逐末”,废弃主业。
我之所以被评为“江苏省十佳青年学生”主要还是因为我的学习精神。具体到我个人的行为,我想真正值得让多数同学学习的并不是很多,许多同学并没有我的相似经历和思考习惯。
谈到我个人,更需要说明的则是个人发展的定位问题,而不是成长本身。正如我前面所讲,我的发展定位也是“稀缺型”的个性化发展思路,需要发展的是自己的独特的优势而不是去和别人一样争着去考各种证书,争着考第一名拿奖学金,考研究生等等,因为第一名和研究生都不“稀缺”。与之相比,我更喜欢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虽然这种探索没有经验可循,但也恰恰是这样,它更容易获得成功。有人常说,机会偏爱有准备的人就是这个道理,不是机会太少,只因为准备不够;不是竞争太残酷,只因为你没有发现竞争的潜规则。大家都知道该做的,即使你做的再好,也不一定能成功,凡事都需要探索者。
至于说到现在的大学生,我不认为都应该像我一样,但我主张个性化的发展思路,我渴望学校给这些学生提供方便。大学教育应该扩大包容性,而不应该制定太多的条条框框来约束学生的发展。现在的大学教育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盲目认可“虚拟市场”,比如,一些专业一旦出现一点点的发展苗头,各个高校就一拥而上,纷纷开设该专业,不知道是为了赚钱还是怎么的,他们考虑过现实的市场需要这么多这样的毕业生吗?毕业生四年毕业就是要走向市场,到时候市场接纳不了他们怎么办?难道他们可以放在冰箱等待市场容量的进一步扩大吗?显然不能。所以根据这种虚拟市场而盲目上专业是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所以,许多学生发现自己所学的专业名不副实,很难找到相关专业的工作就是这个原因。有时候,有人以长线专业和考研来迷惑当局者(在校学生),其实他们哪里知道,市场哪里需要这么多研究生!
另外,现今的大学生学习还受两种相矛盾的思想的制约:第一,大多数学生相信“渐进”的学习方式却在做着“顿悟”的事情,这两种思想体现了不同的文化背景。比如,当让他学一门东西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总是说,这哪是一下子就能学好的呀!要慢慢来,一点点的积累。可是在平时的学习中他们往往又会这样,这一点点有什么用啊!总想学点拿来就能用的东西。此时他们认为,到用的时候再说,又开始相信“顿悟”了。第二,被这种思想主导的学生会出现这样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们时常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担心走向社会后无法适应,就想着考各种证件来充实自己,而并不考虑自己学到了什么东西。另一方面又常常这样认为,既然其他的这样的大学生都能有出路,我又不是最差的,耳濡目染也肯定能行。
所以,大学的教育应该注重思想和方法的培养,让大学生学会思考、学会判断比多学会一道题目或多考几分更重要!大学已经不是考试的园地了。如果我们的大学只有用考试和分数才能约束和激励学生学习的话,我想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记者采访附言:
打开百度搜索引擎,打上关键词“蔡银寅”三个字,你可以搜索到相关网页1800篇报道文章。而家乡对这位名声在外的学子的了解,也许仅限于故乡西华很少人中间。我们深为周口又走出了这样一个奇才而自豪。同时,蔡银寅的治学之路,也许会给读者产生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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