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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贞观政要》是我国历史上一部具有深远政治影响和文化价值的典籍。该书成书于唐开元年间，在以后各朝代，都备受励精图治的统治者推崇赏识。
《贞观政要》，呈现给后人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大臣们的治国思想。贞观时期，唐太宗作为一代有作为的皇帝，刻意追求政治的清明、国家的强盛、天下的太平，和大臣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等共同探寻治国良方，宵旰焦劳，一心图治，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政论资料。研读该书，我们可以深深地体会到，贯彻该书的一条红线，是“以史为鉴”、“克己垂范”，即时刻执着于对历史教训的总结，在总结历史教训中确定和校正自己的执政方略和执政行为，进而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唐太宗李世民的努力没有白费，是他及他的大臣们构建了一幅和谐的政治生态，使贞观时代的百姓能够致力于经济的恢复发展、文化的继承创作、对外交往的自信宽容，终于铸造了中国历史空前的辉煌，成就了声播世界，威服八荒的大唐帝国。
学习历史是后人的必修课。我们应该通过研读历史典籍，刨璞求玉，去粗存精，领悟前人的政治思想，增长我们建设当代社会的文化智慧，完善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
历史的东西都有其局限性。对古人的任何东西，我们还需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甄别、取舍。每一个对研究历史有兴趣的同志，都不要奢望从历史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
答案，而应用严谨的态度去发现历史典籍中对我们有所启发的东西，以期对当代的执政实践有所裨益
。党的十七大强调，“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笔者作为历史爱好者，近期偶读《贞观政要》，试图从中领悟点东西，以求教于大家。
《贞观政要》首篇取名为《论君道第一》，共五章，主要摘录唐太宗与几位大臣的对话。这些对话有唐太宗李世民作为最高当权者对如何治理国家的思考、对一些问题的疑惑，也有魏徵、房玄龄等大臣对治理国家的一些心得、向唐太宗提出的建议等。无论是李世民的思考，还是魏徵们的心得，都包含有许多闪光的治国思想。这些思想虽然有封建统治者的自身限制，但其中的合理内核很值得我们后人去研究和继承。
统观全篇，实际是以问答的形式，阐发了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徵、房玄龄等人以民为本，克己垂范的治国理念，展示了君臣一心，孜孜求治的执着情感。文中“以身治求国治”、“以兼听明视聪”、“视守成难于草创”、“听诤言闻过即改”等等情节，都是中国封建政治史上的佳话，现在读来仍令人感佩。掩卷而思，有这么几点感悟颇深。
一、 民生为本
民生，就是指百姓的生产、生活。治国理政，应该以民生为根本。民有所为、所享、所安、所乐，是每一个理智的执政者追求的目标。从隋末战争血雨腥风中走过来的唐太宗李世民，亲眼目睹了太多的民众流离、民生凋敝的凄惨场景，经历过太多的义旗所至，应者影从的场面，他从战争中感受到了老百姓生存的艰难，也从自己的经历中发现了老百姓的不屈和力量。这一切都使他相信，老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要想治国安邦，必须先存百姓，必须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因此，贞观之初，他就告诫群臣：“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意思是说，身为执政者，要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如果损害老百姓来奉养自己，就如割下自己大腿的肉填塞肚子，肚子饱了，人却死了。唐太宗把保护老百姓的利益提高到了关乎政权存亡的高度，可见其头脑的清醒。
贞观之初，针对国内盗匪较多，民众流散的状况，唐太宗曾组织一场关于治国方略的大讨论。讨论的主题是，大乱之后，究竟是用重典惩治刁民，还是“抚民以静”、与民休养生息。大臣们自然处于各自的职责，有讲用峻法的，有讲用教化的，有讲安农时、求生息的。唐太宗在吸纳大家的讨论成果基础上，结合他自己的观察思考，告诉大臣们：“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这一决策，充分发挥了古人的民本思想，人是国之本，衣食是人之本，农时是衣食之本。这样就把与民休息，致力农桑的大政方针确定了下来。为贯彻这一大政方针，李世民还以自己的行动告诉全国上下，民生是国朝之本，必须用心为之。贞观二年，长安大旱，蝗灾严重，太宗口吞蝗虫，咒其不要祸害百姓。贞观五年，有人建议在二月为太子行加冠礼，太宗以“恐妨农事”而令改在十月，强调“农时甚重
，不可暂失”。正是李世民推行的这种政策，才使唐朝的百姓有了一个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极大的释放了创造活力。老百姓的安居乐业，最终为贞观盛世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慎做决策
慎者，慎重、谨慎、认真之意。执政者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决策。通过决策，要么为事业发展确定方向，要么为某项目标的实现确定措施，或者就平常的具体工作拍板决断。做决策有高明平庸之分，也有善恶对错之分。所谓慎做决策，就是要力求把决策做得高明，做得善良，做得正确。这就需要端正决策立场，把出发点定在人民利益、国家事业上。古人讲。“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长远者，不足以谋一时”。这里的“谋全局”应是考虑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这里的“谋长远”应是考虑长治久安、居安思危。这更多地反映了决策对人的品德素质要求。现实生活中，我们见多了那种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巨大损失，见多了那些因决策者出发点不正确而造成的民怨，见多了那些因决策者被私利缠绕而对国家利益的损害。凡此种种，要么是决策者失之于全局、长远，要么是决策者失之于公心、公正，要么是决策者失之于私欲、私利。总之，都是出发点不正确，都是决策不慎的表现。我们党一贯强调，做决策、办事情，要注意调查研究，听取群众呼声，满足人民愿望，有利事业发展。这实质是强调决策的出发点问题。实际上，做决策时只要出发点正确，决策就正确了一半儿；决策错误之所以是危害最大的错误，原因是错在了出发点上。相应的，决策科学之所以最受人推崇，也是因为确定的出发点符合百姓福祉、国家利益。同是贫困县，濮阳县的决策者们把老百姓的养命钱挪用出来盖豪华办公楼，卢氏县的决策者把有限的资金想法挤出来为山区的老百姓修路，发展生产，自己在土坯房里办公。两样不同的决策，一个出发点是怕外地人瞧不起，认为办公条件不能落后了；一个出发点是怕老百姓生活改善慢，认为办公条件不影响办公质量；一个错误，一个科学，一个使党的形象受到损害，一个使党的形象大放光彩。可见出发点不一样，做出的决策对错就不一样，造成的效果也是天壤之别。所以，为政者做决策，要紧的是一个出发点，不可不慎。万勿“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
三、居安思危
具有危机意识，是执政者头脑清醒的表现，也是一个政权抑或是一个民族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承平日久，必生怠惰，物奉盈足，必生贪婪。“人皆苦不自觉，都自谓所行不变”，这是人之本性，一些恶劣习气的养成，常存于不意之间，以至恶习难改，最终铸成大错，甚至导致政权更替。历史上多少人亡政息的例子，莫不如此。政权建立之初，往往能一扫过去颓废的气象，实施一些改革鼎新的举措，一旦危机过去，政权巩固，就会滋生腐化的苗头，渐行渐远，以至纲纪不振，政令不行，权钱交易，腐败透顶，最终走向灭亡。读《贞观政要》，我们看到的是唐太宗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清醒。贞观五年，太宗对大臣们说：“当今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宁静。然安不能忘危，理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也”。贞观六年，他又说：“自古人君为善者多不能坚守其事,……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惧，用保其终”。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唐太宗自然有其局限性，他希望其子子孙孙能永远当皇帝。但作为一种执政思想，我们应该从中吸取营养。为了达到不使自己懈怠的目的，他要求大臣们要多提醒，多上谏。“朕所以常怀忧惧，或恐抚养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骄逸，喜怒过度。然不自知，卿可为朕言之，当以为楷则。”他这种克制自己、约束自己的言行，很值得后来者借鉴。史书记载，“唐太宗威容俨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太宗知道这个情况，所以，每有人向他汇报事情，他都尽量和颜悦色，希望听到大臣们给他争辩，以便知道自己为政的得失。贞观初年，他曾对公卿大臣们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籍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善其身。
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在唐太宗看来，发现并劝阻皇帝的过失，是每个朝廷官员的责任，也是防止朝廷怠惰、走上灭亡的良方。他说：“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求谏心切，既是激励自己，也是昭示全国，要珍惜大好局面，居安思危，防微杜渐。
唐太宗不仅靠虚己纳谏，预防怠惰，而且以实际行动向全体官员昭示居安思危的重要。贞观中后期，唐朝的国力已有很大的恢复，不仅战胜了匈奴等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而且所施行的教化及与民休息政策，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国家府库充盈，民间安居乐业，道不拾遗，一派安静和谐的国家盛景。即使这样，唐太宗仍未放松懈怠。贞观16年，他发现粮价太低，最便宜的地方一斗米价只值三钱。他怕谷贱伤农，影响国家稳定，就对侍臣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庄稼失收），则兆庶（指百姓）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丰收）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甚时，使比屋之人（意指家家户户）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敦行礼让，使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此则贵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听管弦，不从畋猎，乐在其中矣！”如果说唐太宗这种忧国之不长安，虑百姓不常乐的执政思想，在贞观之初还不值得推崇的话，那么，在已实现国家富强、民生安康的贞观后期仍能居安思危，敬始而慎终，确实值得后人尊敬，引为楷则。
四、克己垂范
唐太宗曾说“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就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意思是说，执政者的作风是民风的表率，只有执政者行为端正，坚守信义，才能教导老百姓遵守规则，不行伪诈；如果执政者作风伪诈、言行不一，想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是不可能的。
孔子曰：“政者，正也”。是说为政者要身正行直，办事公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在很多情况下，执政者的人格魅力或者说号召力、凝聚力，是实现一定区域内政令畅达、政通人和的决定因素。执政者人格魅力的形成，来源于自己的作为。自己克己垂范，则不怒自威，一呼百应。通常情况下，“克己”才能垂范。对如何“克己”，魏徵在给太宗的“十思”疏中，讲得十分透彻：“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意为谦虚和蔼并加强自身修养），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意为一年中田猎三次）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馋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思所加则思无因喜而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身为当政者，做到“十思”，一般情况下不会犯大的错误。如果再加上选拔有才能的人任职，择其善言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国家就会长治久安。
当然，我们政权的性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执政者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即使这样，也有一个身正行直、克己垂范，取得老百姓信任和拥护的问题。离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戴，我们同样一事无成。因此，作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各级干部，必须做到政治上正，思想上正，品行上正，作风上正，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努力靠自身作为提高号召力、凝聚力。一要多学习，做到思想坚定，视野开阔，思路缜密，决策科学；二要重修养，明荣辱，做光荣之事，拒耻辱之行，以德立身，以德服人，以德树威；三要讲诚信。凡事言必行，行必果，工作不半途而废，政令不朝令夕改，利民不回惠而实不至；四要去私利。身为干部，即是官身，拥有“官”权，必须克己奉公，不怀私心，甘当公仆，不谋私利，公道正派，不徇私情，清廉操守，不纵私欲。“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有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阅声色，所欲即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政权是公共权力，执政以民生为本，政权将不断得到巩固；作为行为的个体体，权力是“双刃剑”，为民谋利，为国造福，就会得到人民拥护；祸害民众，危及社会，就会受到人民反对。嗜欲成祸，事在人为。每个手中有权的人都应慎之又慎。
（作者单位：周口市社科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