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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穆青是相识相知的老朋友，周口不少人都知道，至于我们是如何相识的知道的人却不多了。有人说，我与穆青是老乡，有人说我与穆青是同学。尽管我是杞县人，又与穆青上过同一所杞县大同中学，但这并非我们相识的原因，因为二者相隔几十年，他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三十年代上的学，我是解放以后的五十年代上的学，不可能相识。穆青大我十五岁，我们是忘年之交，我一直把他看成老领导，老前辈。我们的交往纯属工作关系。
一
我们相识于一九八二年的秋天，穆青当时是中共中央委员、新华通讯社社长，首次来周口采访，同穆青一起来的有新华社高级记者周原、穆青秘书高长富，以及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刘葵华等。穆青来周口就是回了家。他不叫跟着前簇后拥的陪同队伍，他不要为他安排开道车，他说“那玩意在前面又叫又闪，老百姓还怎么敢接近你？”，他总是坐一辆面包车满地跑，并且不听官方的层层汇报而是一杆子插到农民的田间地头，房舍家院；吃饭他不叫上山珍海味，一碗热汤面，一盘蒸菜，或者烧饼加肉馍都是他的最爱。
这次在沈丘、扶沟的采访中，“两只手捂不住一张嘴”的年月一去复返了，他听到，丰收的农民割上一块肉，摆在麦场里，面对北京祷告“不敬天、不敬神，敬的是三中全会好精神”。昔日“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的贫苦农民，现在过上“院里堆着瓦，门前拴着马，吃着八五面，穿着的确卡”的好日子。穆青说：“谁能够想到在这短短几年时间里，我们的农民竟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把这块贫瘠的大地侍弄得如此富饶，如此锦绣！今天的扶沟，哪里还有一点过去黄泛区的影子？”穆青强烈地感受到中原大地正经历着一场划时代的激变。穆青兴奋高兴极了，整天笑声朗朗，笑累了嘴，笑弯了腰。就是这次陪同他们采访，我与穆青结下了不解之缘。穆青说：“老马敢讲真话，说实事，手中掌握大量鲜活的典型和材料”；周原说：“老马是语言大师，我们相中你了”。从此，我便成了周口地委与穆青的联络员，“新华社的特约通讯员”。
穆青是个重情感不重官位、重情义而不重金钱的人。一九九一年我已调离周口地委，一九九五年我已退休，但是我与穆青的联系仍一如既往。他每次来周口仍找我陪同，特别是一九九九年最后一次来扶沟，他一到郑州便给我打电话，叫我到扶沟与他会面。扶沟仅仅是穆青情感世界的一个折射点，他对故乡和人民的赤子之爱，洒满周口大地。从一九八二年至一九九九年以来，我先后陪穆青八下扶沟，六下周口，三下沈丘和淮阳，还分别去过项城和鹿邑，十多年跑遍了周口八县二市的村村队队。
穆青渴望了解周口情况不满足于几次下乡采访，还希望我经常向他汇报情况。一九八四年三月七日，他给我来信说：“这半个月，国内外大事不少，我也忙得走不开，下不去。但你们的情况，我还是很关心的。希望你常写信，多传些好消息。”我没有辜负穆青的希望，我把给他收集汇报周口新情况、新变化当成了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天长日久，便养成了收集积累周口新情况、新变化向穆青及时汇报的习惯。我的汇报受到穆青的好评。他给我的来信中说：“谢谢你给我送来的周口地区养牛业发展的好消息，看着心里真高兴。”他还在一九八四年一篇日记中写到：“我从前年开始和周口地委建立联系，两年多来他们不断给我寄材料，告诉我不少新情况，对我了解农村实际很有帮助。我前后两次去周口，虽然来去匆匆，但也建立了友谊，对这地区的工作和发展一直放在心里。我忘不了那千里麦浪的壮观，忘不了那些担心因天气变化影响收成而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整天守在电话机旁的干部们，他们多像战争年代我们军队的各级指挥员啊！而最使我忘不了的还是我们的农民，农民的笑脸，农民的幽默，农民的心劲……”
从一九八二以来，他来我往，书信、电话不断，多年的相处，坦诚的交往，赤诚的共事共心，使我们结下了情深义重的友谊，成了无话不谈的忠实朋友。多年来，我及时向他提供了周口大量的新情况、新变化的材料；我也帮穆青的亲戚办一些私事。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穆青给我来信说：“我在项城的一个老姑母，最近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求我办一件小事，希望我同地区说一声解决一下她孙女女婿的工作调动问题。本来这件事我不便管，但念及老姑母的再三恳求，我只得把信转给你，你看能办则办，不能办也就算了。家里的乡亲们只知道我是北京的大官，根本不了解我工作的性质和职权范围，更不了解我的为人，同她们解释也无用，因此只好出此下策，给你增加点麻烦，歉甚。”我收信后，找有关部门迅速把他的一位亲戚从北郊的农校调到地区农委。我每次进京他总是随时接见，那怕晚上也要在家里接见，有一次还在新华社宴会厅招待我；受人之托，我请他题词，他总是提前写好几幅，任我挑选，他还特意为我写一幅特大“书声琴韵”中堂，他说，我为日本首相海步俊树题写的就是这四个字；穆青时刻不忘宣传周口，提高周口的知名度。一九八七年三月七日给我来信说：“周口是我的祖藉之地，我关心周口的建设和发展是理所当然的，可惜我只是一介文人，帮不了家乡多少忙，只有给点精神鼓励而已，把周口建设好还得靠你们”；“本来我想把你的信整理成消息发表，但遗憾的是信上除去数字之外，缺乏一些更具体的材料，养牛业的发展究竟给周口农村带来哪些显著的变化，应该有些生动的、形象的活材料，让人看后有一个兴旺的印象。对于这件事的前景也可以有一点展望和评价。希望你临时补充些材料，穿插些群众语言和故事，再重写一下，我设法给你在《瞭望》上发表一下，你看可好？”我按穆青要求，迅速写好寄去。穆青看到表示满意，把标题改为“周口农民发牛财”，还配上他拍摄的“扶沟县农民饲养的黄牛群照片”，在《瞭望》杂志（一九八七年第十九期）上发表，受到广大读者好评。一九九六年九月，中宣部、新华社联合召开穆青新闻作品研讨会。穆青又是发邀请信，又是打电话请我参加，并把我的发言“魂系农民——读穆青同志的《河南农村见闻》”一文选入新华出版社出版的《穆青新闻作品研讨文集》；一九九三年，周口因沈丘假药案搞得声名狼藉，我们的产品订不出货，销不出去。受地委领导之托，我请他来周口一趟，利用他的名声为周口重振雄威。他如约而至，带领写焦裕禄的原班人马冯健和周原，经过采访写出了振惊全国的《潮涌中州》，为周口正了名，扬了威。
二
关于他的祖藉问题，穆青在不同场合，有的在周口乡间的路上，有的在车上，有的在北京他的办公室里多次谈到这个话题。他说，现在全国有三个地方争我是那里人，就是杞县、周口、安徽，他们也各有自己的道理。实际上，我曾父母、祖父母、父母，祖宗三代都是生在周口，长在周口，我应该是周口人。穆青的曾父穆松泉是周口一带清真寺有名的阿訇，后来被武汉、南京清真寺聘走当阿訇；曾祖父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长子穆廷桢，就是穆青的爷爷，是清朝末年的举人，被封为安徽省怀远县七品县令，还未上任，国民政府成立，官及免职。穆青爷爷通晓中国的旧学，熟读儒家的四书五经，写得一手好字，是周口有名的书法家。穆青的家庭在旧社会和其他农民一样，苦大仇深，颠沛流离，受尽人间苦难。穆青《在河南故乡》一文说：“我的父亲曾三次逃难，至今仍在靠亲友接济过活。”穆青这里说的三次逃难就是指从周口逃到蚌埠；从蚌埠逃到杞县；又从杞县逃回周口。从这三次逃难中可以看出穆家的变迁，也可以知晓三个地方争穆青的原由。
一九二○年，经朋友介绍，穆青爷爷被安徽蚌埠淮南煤矿的一个大资本家聘为师爷，管理文书档案、信件和一些帐册。随着这个资本家的生意兴隆，穆青爷爷的薪水增加，积攒了一些钱。常言说穷家难舍，故土难离。祖父走后，一家在周口生活十分困难，万般无奈，于是把一家包括祖母、父母、两个姑姑和一个姐姐从河南逃到安徽蚌埠。穆青就出生在这里。穆青爷爷从小就教穆青读书写字，打拳练武。穆青说：“我的硬笔书法完全是跟爷爷学的，以后干革命，从中得益不少。我的身体这样健康，也是爷爷教我练拳习武打下的基础。”
穆青家是大书香门第，祖父虽然生于贫寒之家，但他靠才学立身，性格耿直侠义，忠厚善良，祖母刘氏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知书达理，善持家务，她精通河阿拉伯文，被聘为南京回族女学的教师。穆家有严格的家风，立三不准：不准雇奶母，意为“不能从别人孩子嘴里夺食；二不准雇丫头，意为”不能使他人骨肉分离；三不准放债，意为“不做损人利己之事。”
穆青一生严格践行祖父立下的家风。我于二OO二年春天，受师院之托，进京请穆青为周口师范学院题写院牌和院报。穆青说：“这一段老伴续磊身体不好，不能自理，靠我招呼她，搞得我身心疲备。”我说：“为啥不雇个人招呼呢？”穆青说：“我祖父立下的家规不准雇人。”听了我深感振惊，事隔七十多年，穆青仍严守家风，这是何等的难呀！不仅他如此，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传下去。穆青生前给孙辈留话：“学本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学做人。我们家有正派做人的传统，有淳朴忠厚的家风，绝不允许做那些损人利己不道德的行为。做人正，路就能走得正了，古往今来，人格的力量是最有生命力的。“
第二次逃难是一九三零年夏天。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穆青祖父突患盲肠炎去世，全家无生活来源，于一九三一年穆青父母带领一家六口人逃到祖母的娘家杞县，当时穆青十岁。在此穆青上了小学和初中，于一九三七年署假考入开封两河中学，上了三个月的高中，因国难当关，家中贫穷，便投笔从戎，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在山西临汾参加了八路军。在参军登记表藉贯一栏上，填上了杞县，名字也由穆亚才改为穆青，这就是说穆青是杞县人的原由。
第三次逃难是一九三八年，日本鬼子占领了杞县。常言说，落叶归根，在外漂泊了十八年，穆青父母带领全家逃回了老家周口。穆青父亲穆蕴珊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给穆青的信中记录了这一过程：“五月二十八日，兰封的敌人已经歼灭了。所以我们全家又回到县内。不料三十一日那天，敌人迫近杞县，炮火激烈，不堪言状。我率领你母六人在枪林弹雨下再次逃往晁村。六月二日敌即入城，当即大队攻通许，而晁村又当其中。我又往西南，颠沛流离者念余日。二十七日始平安来到周口，拟日内往陆城（西华县，穆青祖母家）探望你外祖母，不过暂为寄住，候杞县克复后再行回去……”事实上穆青父母一家并没有再回杞县，从一九三八年一直住到一九五二年，随穆青搬进北京城。穆青的弟弟、妹妹都是在周口参加工作的。尽管对于穆青的故乡有这样或那样的争议，但是，穆老始终把周口当故乡。早在1949年5月，穆青参军12年后，回周口探亲时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在河南故乡》，他写到：“我也走过辽阔的豫东平原，……特别是在风沙弥漫的黄泛区，更是一幅人间惨象的图画。那里像塞外的沙漠一样，一片黄沙，几乎是寸草不生。过去被黄河洪水淹没的村镇，至今仍可以看到埋在黄沙中间的个别楼房的屋脊。许多无家可归的居民，如今以芦席帐篷为屋，聚集一起熬着痛苦的岁月。”正是这里的“一幅人间惨相”，穆青在痛苦中记住了它，这也是他一九八二年以后，离开繁华的北京驱车千里一次又一次下扶沟的主要原因。
穆青在周口探亲期间触景生情：“在家乡十天小住中间，我亲眼看到了也听到了许许多多‘血泪仇’的故事，我的两个舅舅被活活饿死，两个姑母在沿门要饭，在亲戚朋友中，被抓去的青年人不下六七个之多，其中包括我一个未成年的表弟，至今也没有下落。”穆青以敏锐的目光，发现解放后周口和他的家庭的许多新变化；“新的社会，新的力量，在使我们故乡经历着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在家乡十天逗留中，我看见年老的一代在两个不同社会的对比之下，他们谨慎的看上了新的社会；中年的一代则正发愁着如何改造自己，适应时代的潮流；但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们，像一棵棵枯干的幼苗，得到了雨露，正以惊人的速度，朝气蓬勃地生长起来。我的一个最小的妹妹，当我回家时已是当地（周口）最早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之一了。她那种渴求革命知识，以及埋头在群众中工作的热情和精神，使我非常感动。看见她，我们就看到了一种新生的力量。而我年迈的母亲，一位生长在封建制度下且没有文化知识的老太婆，当她把六个亲生的子女一个个交给革命的时刻，她没有悲痛，以她自己的话说则是，应该让孩子去打天下。并且认为，跟着老八（即八路军）走是不会学坏的。我觉得她心情和行动代表了故乡一般的群众。”
三
周口大地是穆青的精神家园。正是在家乡的土地上，穆青对人民的喜悦、痛苦、期望保持是敏锐的感受力。“铁臂担道义，妙手著华章”。穆青满怀家乡激情运用他那如椽大笔，以周口为题写出十多篇豪情满纸见肝胆，卓识火炬明古今的宏论大作，为周口的小康之路指明前进的方向。一九八二年，农民冲破重重阻力，实行大包干之后，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旧模式，但对于如何安排农作物布局问题，农民心中无数。正在这时穆青、周原发表了《夏大于秋》（夏粮产量超过秋粮产量）的文章，当年周口地区夏粮是27.5亿斤，秋粮是24.7亿斤，夏粮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52.7%。这是周口历史上夏粮第一次超过秋粮产量，仅仅是个苗头，农民并未意思到它有什么意义，但穆青认为，“这不单是个粮食作物布局调整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的战略方针、战略思想问题。因为小麦生长周期长，回旋余地大，自然灾害比较少，比较稳产、高产，并且质量好、价钱高”。农民由朴素的小生产意思提高到这是自然规律。从此周口大地掀起了持续种麦高潮，小麦产量逐年提高，夏粮比例一直保持在70-80%。小麦产量从一九八二年的27.5亿斤到二○○六年增加到80.03亿斤。目前，夏大于秋这个当年的幼苗已成长为参天大树。夏大于秋，合乎规律，适于时势，合乎民心，谁也动不了它。周口小麦名扬天下，农民全年吃白面，也应该铭记穆青的美名，是他指出这条金光大道。
养殖业历来是农民养家糊口、发家致富的一条门路，正当农民对于养什么感到迷茫时，穆青、周原发表了《谁有远见谁养牛》的文章，一九八四年穆青又给周口地委书记张文韵写了一封关于发展养牛业的信。穆青无论走到那里都念念不忘为周口寻找致富经验，传递发展的信息。他说：我最近随中央领导同志（指总书记胡耀邦）去山东、江苏部分地区走了一趟，深感这些地方在商品生产、农村种植和养殖业方面发展很快，许多县都信心百倍地准备提前十年或五年完成翻两番的任务。过几天我找几份材料带给你参考，也许对你考虑本地区的问题有所帮助。”来信中又说：“牛，可以成为扶沟县的一大优势，也可以成为扶沟致富的一个突破口。当然，养牛不能仅仅养役牛，还要发展奶牛和肉牛，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起饲料工业、食品工业、奶品及制革工业，皮件生产等等。”“我这次走过的二十多个县，看到养牛的并不多，而牛肉、牛皮到处都是紧缺的商品。这种情况说明养牛确实是大有可为，他还特别指出：“听说你们的塑料大棚也在发展，种菜运菜都是很有前途的事业。现在许多城市近郊由于工商和服务业比较发展，普遍不愿种菜，如果县里能承担供应城市的蔬菜任务，其经济收入肯定也会比种粮棉合算的多”。
穆青这一系列远见卓识的论述符合周口实际，顺应周口民心，有力地推动了周口的养牛业迅速发展。从发表《谁有远见谁养牛》的1982年的36．64万头，到1984年增加到71．96万头，两年翻了一番；到1992年达到163．2万头，十年翻两番还多。这些年来，周口市黄牛稳居河南省第一位，在全国地市级也名列前茅。养牛业成了周口的又一大亮点。1992年，国务委员陈俊生专程来周口调查，并写《关于河南省及周口地区养牛和秸杆过腹还田情况的调查报告》，李鹏总理作了批示：“这是一份令人振奋的报告，秸秆养牛过腹还田是农民致富的重要途径。牛一身是宝，还可以改善城乡居民膳食结构，保护环境，一举双得。周口经验应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加以推广。”河南省人民政府做出了《关于大力推广周口地区养牛经验的决定》。联合国粮贸组织邀请13个国家的15位专家来周口农村，考查利用当地资源发展畜牧业生产问题。专家考查后一致认为，周口发展黄牛生产创造了“中国农区一个较好的模式”、“把废弃的秸秆变成了牛肉”，“在世界上也是很先进的”，“令人振奋的”。周口人不应忘记，养牛业之所以有今天，应给穆青同志记特等功!这也是“舆论左右政策”的又一范例。
穆青所说的小康社会不仅包含物质文明，还包含精神文明。穆青十分注重干部的作风建设。他应邀为周口地委题写了清朝年间郑板桥的一首诗句：
衙斋卧听萧萧竹，
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
一枝一叶总关情。
他希望周口的干部应认真倾听民间的疾苦声，时时处处关心体贴群众，为人民解忧排难，谋利益。穆青这幅字被复印多份，挂在地区各局、委及县、市领导干部的办公室里，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这首诗之所以起这么大作用，不仅仅因为诗文的原有内容，更因为书写者穆青以他自己的言行，赋予了这首诗更深的意境。看到这首诗，我们就会体会到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人群众那种发至灵魂深处的爱！1986年春天，穆青在淮阳采访，他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太昊陵、剪柏公园、龙湖。穆青认为，太昊陵、龙湖有很高的开发价值。太昊陵与龙湖连片开发后可以成为国家级旅游胜地，可以与郑州、开封组成一条黄金旅游线路。穆青亲笔题写了“淮阳独秀”四个大字。穆青还赶了一次太昊陵会。《穆青论新闻》一书有一篇“为农民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一文中说：“我到一个县看一次庙会(注即淮阳二月二至三月三的庙会)，赶会的每天都有好几万人”，“那里充满着科学与愚昧、先进与落后的斗争，但占压倒优势的是封建迷信的东西”“我们有责任帮助农民摆脱没有文化的、愚昧的境地，引导他们向着现代文明的方向前进。”
穆青以哲人的眼光，政治家的胸怀得出一个深含哲理的名言：“周口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一个道理：只要给人民群众一个创造权，人民就能创造一片新天地”。并预言“可以相信，像赶着黄牛奔小康这条路一样，一定还会有许多条通达小康的路被千百万农民走出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