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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时期，可谓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物资丰饶，文化繁荣，抗御侵扰捷报频传，国际交往使者盈门，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明宪宗朱见深在为《贞观政要》作序时说：“惟三代而后，治功莫盛于唐。而唐三百年间，尤莫若贞观之盛。”①他在分析贞观之治产生的原因时写道：“诚以太宗克己，励精图治于其上。而群臣如魏徵等，感其知遇之隆，相与献可替否以辅治于下。君明臣良，其独盛也宜矣。”②无独有偶，清朝的乾隆皇帝弘历在为《贞观政要》题序时也写道：“唐贞观，太宗以英武之资能用贤良之士，时若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诸人，布列左右，相得益彰。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③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唐太宗的开明之风感召下，贞观时期的中央政府，可谓群贤毕至，各领风骚。这些贤臣良相，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出发，心系社稷，竭忠辅国，克己修身，体恤百姓，共同创造、支撑了贞观盛世。
一 、明确的用人导向，吸引群贤毕至
在选人用人方面，唐太宗一开始就有比较明确的指导思想。贞观元年，他就对房玄龄说：“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④意思是要使国家太平，最根本的在于对官吏的审查和任用。同时根据人的才能高下授予适当的官职，尽可能精简官职。接着，唐太宗又引用《尚书》中的话：“任官惟贤才”、“官不必备，惟其人。”⑤意在告诉大臣们，任用官职，只选用德才兼备的人；官员不需要太多，要紧的在于任用有德有才的人。到贞观二年，他又要求房玄龄、杜如晦两个亲信大臣，把一些琐碎小事放给下边人做，作为宰相，要“广开耳目，求访贤哲”。这样，唐太宗用人的指导思想就基本形成了。这一指导思想的形成以及一些贤良之士被陆续任用，在朝廷上下形成了明确的用人导向，吸引、鼓舞、激励天下的贤能之士争相为国家效力，使贞观时期呈现出人才济济，群贤争辉的喜人局面。
分析唐太宗的用人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设官尚省。唐太宗在登基之初，就要求房玄龄等“务省官员”。这里的“省”是“精简”的意思。“务省官员”就是尽量减少官员数量。根据他这一指导思想，房玄龄等“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⑥得到唐太宗的批准。在封建时代，常常是官员过多过滥，致使冗员充斥，一则国家开支不堪重负，二则相互挚肘，效率低下。从隋朝腐败政治走出来的唐太宗，深知官员过多过滥的弊端，“谋夫孔多，是用不就”，下决心精简官员。“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⑦，意思是必须把官员数量压缩到最低限度，使他们各负其职，这样就能做到无为而治了。第二，选人尚贤。“贤”，就是德、才兼备。“致安之本，惟在得人”。⑧“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⑨
“比见吏部选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如何可获善人？”⑩
“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竟进，……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
{11}唐太宗的上述这些议论，核心思想就是选官要贤，要德才并重，选得“贤才”是国家得到治理，百姓得到安乐的根本。为此，他不避旧仇，诚心重用王珪、魏徵、韦挺、李纲等原太子李建成的旧属，委他们以重任，给他们以职权，视他们为股肱；他不拘一格，大胆使用所发现的贤才。马周不过是中郎将常何家中的一个客人，因替常何写奏折，“言二十余事，皆当世所切。”{12}被唐太宗欣赏，立即加以召见。一时没有找到，连续派了四个使者去请,殷殷之情,溢于言表。见面交谈后，发现马周确实是人才，很是高兴，立即命在门下省当差，第二年就任命为监察御史；他用人之长，使机构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戴胄，素有清名，“参处法意，至析秋毫。”
{13}根据他的这些个人特点，唐太宗任命他做大理寺卿，“大理寺卿，人命所系，胄清臣，其人哉。”
{14}第三，广开渠道。为了得到治国的贤才，他一方面要求大臣们访贤、举荐，一方面通过对各级官员的品行业绩进行考察，发现贤能之士。贞观时期，他又在隋朝基础上，完善了科举取士制度。对待科举选拔出的人才，唐太宗不仅强调他们知识上出类拔萃，而且要求对这些人的品行进行考察。相对广泛的选人渠道，开阔了朝廷选人识人的视野，发现和选任官员的质量得到很大提高。第四，“勖之以公忠，期之以远大。”
{15}意思就是勉励官员们公忠报国，希望官员们树立远大的理想，立志做好官。唐太宗对各级官员可以说寄予了很大希望。比如前文所提到的他把全国各地都督、刺史的名字都书写在屏风上，把所掌握的这些官员的善恶言行都记录在他们的名字下面，作为奖罚升降的依据；他对身边的大臣从生活上给予关心和温暖。马周，有消渴病（现在称糖尿病），唐太宗经常为他调制药品；李勣曾患暴病，医生说“用须灰可治。”唐太宗就自剪胡须以和药。为此事李勣当面感谢唐太宗，太宗却说：“吾为社稷计，何谢为！”
{16}他还让当时有名的画家阎立本为那些对国家贡献大又品德高尚的大臣画像,专门建一座凌烟阁,将这些人的画像、事迹悬挂在凌烟阁内，用来作为各级官员的楷模，期待各级官员都象那些大臣们那样一心为国，清正廉明。
总观唐太宗的上述用人思想和作为，虽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其广开渠道选拔、任用德才兼备的官员的思想，仍然是现代政治中奉行的用人路线。唐太宗“尚贤”用人思想的推行，极大地鼓舞、激励了全国上下各类人才为国家效力的热情,加上一批大臣真心实意地为国家选荐人才，使贞观时期呈现出英才荟萃，群星璀璨的喜人局面。
二、群贤毕至造就贞观之治
事在人为，业在人创,人才是创业的根本。贞观盛世的出现，离不开一大批竭力创业的贤能之士。正是这些贤能之士，才使唐初的各项制度顺利建立，农业生产很快恢复，边境外侮得到消除，礼仪教化得以推行，疆域面积得到扩大,人丁户口得到繁衍，最终出现了“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和“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当时指华山或崤山以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
{18}的富饶和谐局面。
披阅历史典籍，这些贤能之士的风范令人感佩。
1、竭忠尽智，一心事国。
执掌和参与政务工作，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它要求从政者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修养，还必须明确从政的目的和意义。贞观时期的那些大臣们，深知从战乱走出来的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深知唐太宗一心求治的拳拳心情，因而他们对国家、对朝廷表现出了无限的忠心，尽心竭力地为国家办事。
在贞观时期，唐太宗所依重的大臣，莫过于房玄龄。房玄龄，字乔，齐州临淄人（今山东临淄人）。史书记载，房玄龄“幼警敏，善属文、书兼草隶。”此人还非常孝顺。“会父疾，绵十旬，不解衣。及丧，勺饮不入口五日。”
{18}房玄龄进入唐太宗阵营后，就表现出超乎众人的远大眼光。每当打了胜仗,“众人取怪珍，玄龄独收人物致幕府，与众将密相申结，人人愿尽死力”。李世民因此评价说：“汉光武得邓禹，门人益亲，今我有玄龄，犹禹也。”
{19}在此后数年的隋末征伐中，房玄龄为李世民出谋划策，运筹帷幄，建立了很大的功绩。贞观之后，他先后任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居于宰相位置。“总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明达吏事，饰以文字，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疏贱”。{20}意思是说自从他当了宰相，从早到晚地虔诚奉职，尽心竭力，不愿一事一物处理失当。他明暸熟悉政务，擅长文字修饰，审查或制定法令，注意宽缓平和。他用人不求全责备，必不以自己的长处去知人论事，总是按照才能的高低或功绩的大小对人给予官职或奖励，不受出身高低贵贱的影响。房玄龄被誉为“良相”。史书在评价他时说：“玄龄当国，夙夜勤强，任公竭节”。{21}
与房玄龄齐名的还有杜如晦。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史书记载，晦“少英爽，喜书，以风流自命，内负大节，临机辄断”。{22}跟随李世民征战以后，经常参与帷幄机密，立了很大功劳。自贞观初，与房玄龄共管朝政。“台阁规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时之誉，时称房、杜”。{23}当时还有“房谋杜断”的说法，史载，“每议事帝所，玄龄必曰‘非如晦莫筹之。’及至晦至，率用玄龄策也。盖如晦长于断，而玄龄长于谋，两人相深知，故能同心齐谋，以佐佑帝”。{24}杜如晦同房玄龄一起，被唐太宗视作可托付国家大事的肱股之臣。杜如晦还兼管吏部选事，负责官员的考课、升降、调动、任免。他能全面执行唐太宗任人贤能的政策，“引士贤者，下不肖，咸得职，当时浩然归重。”
{25}意思是他能根据官员的贤能情况，确定职位，使各类人才都能得到合适的职务，一时吸引了大批的贤能之士为朝廷效力。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房玄龄、杜如晦这样身处宰相之位的大臣，能一心考虑国家的利益，公平对待各方面的人才，才吸引了大批的贤能之士为国家效力，奠定了贞观之治的人才基础。
作为宰相的房玄龄、杜如晦，为朝廷各项制度的制定、实施,为各类人才的选拔、任用等夙夜焦劳；同样，作为谏官的魏徵、王珪、文彦博等，也在对朝廷的各项大政方针、敇文诏令，大臣乃至皇帝本人的作为进行监督、谏诤、审驳、匡正；他们的言语虽然尖锐、苛刻，但他们同房、杜二人一样，表现出了对国家的忠心耿耿。他们的苛刻、尖锐源于对皇帝求治心情的理解，源于对整个国家社稷长治久安的渴望,也源于对个人职位责任的忠诚。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就是魏徵。
魏徵，字玄成，巨鹿人（今属河北省）。史书记载，魏徵“少孤，有大志”。
{26}贞观初，唐太宗不计较过去的恩怨，任命魏徵为谏议大夫。而魏徵也深感李世民对他的知遇之恩，一心要做良臣。他对唐太宗的作为从来不留情面，只要看到他认为不合理的地方，就坚决上谏，与皇帝争辨。史书记载，“徵状貌不逾中人，有志胆，每犯颜进谏，虽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为霁威”。{27}意思是说，魏徵非常有胆气，就是在皇帝恼怒的时候，他也敢犯颜直谏，最终都是皇帝退让。魏徵就是这样一个性格，他的底气、胆识来自于对自己职位的负责。他曾对唐太宗说：“愿陛下俾臣为良臣，毋俾臣为忠臣”。{28}就是说希望李世民不要期望他成为忠臣，而是期望他成为良臣。至于“忠臣”和“良臣”的区别，他也有论证：“良臣，身荷美名，君都显号，子孙传承，流祚无疆；忠臣，君陷混恶，丧国夷家，只取空名”。意思是说，良臣，身负美好的名声，能使国君有作为，基业长久；忠臣，往往使国君陷于昏恶，最终丧国灭家。忠臣只是个空名誉而已。魏徵这种一心做良臣的思想，既给了他很大的勇气，也使唐太宗对他愈加依重。“数引之卧内，访以政术，……太宗每与之言，未尝不悦。徵亦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29}魏徵在朝，前后共上谏二百多件，大都得到了唐太宗的赞赏。他所反复强调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守成比创业更难”、“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载舟覆舟，所宜深慎”以及“十思”疏等，对贞观时期的良好政风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致唐太宗把魏徵比作自己的一面镜子，在魏徵逝世的时候发出了“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的感叹。
{30}
2、戮力同心，目标一致。
人心齐，泰山移。只要上下同心，合力奋斗，任何远大的目标都能够实现。翻开中外历史上大国的兴起之路，大都是由有作为的政治统帅提出振兴的宏伟蓝图，各级政治家团结奋斗，最终达到了振兴的目的。唐太宗作为一个有政治抱负的皇帝，在主政之初，就确定了远大的政治目标，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国家富强，人民安乐。他的这一目标，得到了以房玄龄、魏徵等为代表的大臣们的赞同和拥护。他们处处以国事为重，各展所长，共谋发展，最终使唐初的经济社会文化及外交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强盛。
首先是大臣们与唐太宗目标一致,协力同心。唐太宗时期的重要大臣和唐太宗本人一样，都经历了隋朝亡国灭家的过程，深知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给国家带来的危害，都渴望建设一个政治清明、国富民强的大唐盛世。共同的目标，使当时的朝廷出现了和谐奋进的气象。一方面，唐太宗自己克己垂范、勤于政事。“上畏苍天监视,下畏群臣仰望。”“心切优劳,志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惟及政事,更无异辞”。{31}同时,要求大臣们忠于职守，敢于作为。他强调“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固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
{32}意思就是说，国君和大臣原本一同治理乱世，共享安危的。倘若君主采纳忠诚的规谏，臣子又能提出正直的意见，这就是自古以来人们所看重的君臣之间同心合力，意气相投。倘若君主自以为贤明，臣子又不加以匡正，要想国家不危亡，是不可能的。李世民对大臣们可谓期之殷之。与此相对应，大臣们对唐太宗的正确主张衷心拥护，认真实施，对唐太宗错误的东西，敢于批评，促其纠正。他们把国家的事业看作是自己的事业,视国家的兴亡荣辱为自己的兴亡荣辱,在其位、谋其政、尽其力、创其业,把个人的一切都服从、服务于国家事业的中兴。这种上下同心，避免了各类政策棚架，使所有诏令都能发挥应有效力；这种上下同心，提高了政治效率，使所有既定的工作目标能顺利实现；这种上下同心，增强了政权的凝聚力，使所有有志于献身国家的仁人志士都能找到发挥作用的场所；这种上下同心，也提高了国家信誉和威望，使周边的各类国家更加仰视，愿意臣服或加强交往；这种上下同心，还避免了成就面前的懈怠，使政治集团始终保持戒慎，以求盛世长远。贞观十四年，唐朝征服了高昌，唐太宗与群臣共宴。他对房玄龄及群臣们说：“朕平此一国，甚怀危惧，惟当戒骄逸以自防，纳忠謇以自正。黜邪佞，用贤良，以此慎守，庶几于获安也。”
{33}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我灭掉了这么一个国家，心中更加感到危机和恐惧。只有力戒骄奢淫逸来使自己提防，采纳忠臣之言来匡正自己才是。罢黜邪恶谄媚的奸臣，选用贤明善良的忠臣
……用这样的方法来谨慎地守护帝业，也许可以让国家得到安宁吧。他的话，立即得到魏徵的回应：“陛下功德之盛
……屡以安危系意，方欲纳用忠良，开直言之路，天下幸甚”
{34}意思是说，陛下的功德已经很盛大，然而又总是将国家的安危记挂在心上，刚才还说到要始终选用忠直贤良的人，大开直言规谏之路，这是国家的最大幸运。唐太宗和他的群臣们就是这样，事事处处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明君贤相，相得益彰，一方有兢兢保治之心，一方有谆谆鉴戒之意，这就是成就贞观太平盛世的政治基础。
其次是大臣之间目标一致。同僚们的团结一致，也是推进事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臣们之间较少龌龊的时代之一，可以说是文官效力，武官效命，大家把主要心思都用在了事业上，用在了推动国家强盛上。
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戴胄、岑文本、马周、温彦博、褚遂良、虞世南等文臣，深刻理解唐太宗体恤百姓、孜孜求治的迫切心情。他们或像房玄龄、杜如晦那样善于协调各方，总理政务；或像魏徵、王珪、温彦博那样忠耿率直，谏正政务；或像岑文本、虞世南那样博学敬业，统筹政令文辞；或像马周、戴胄那样据法究理、检考百官，刚正不阿等等。这些朝中大臣各司其职，既相互配合，又相互补充监督，没有相互攻讦，相互倾轧，一切为了国家大局，为了事业。这正如《贞观政要》编者吴兢在谈到房、杜、魏、王四大臣与唐太宗关系时所议论的：“四贤如耳目股肱，相资为用，其致贞观之治不亦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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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臣们朝廷效力，武将在战场上也是拼命搏击，保家卫国，打出了大唐的威风，打出了边疆地区的和平安宁。这些武将的代表一个是李靖，一个是李勣。
李靖，字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史书记载,靖“姿貌魁秀，通史书。”
{36}他曾对他身边的人说：“丈夫遭愚，要当以功名取富贵，何至作章句儒”
{37}表现出他心向戎马，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贞观三年，李靖以三千兵袭破突厥军占领的恶阳岭，收复定襄城，逼迫突厥部落，逃奔到大漠以北，减轻了对唐的边境压力。贞观四年，他两次带兵翻越阴山，突袭突厥颉利可汗，大破突厥兵，使唐朝的疆土得到很大拓展，彻底消除了突厥对唐朝的威胁。随后他又率兵征伐吐谷浑并大败之，使唐朝的西北边境更加安全。他和李世民讨论军事的言论编辑为《唐李问对》,被宋朝人列为《武经七书》之一。
李勣，字懋功。此人本来姓徐，后被唐高祖赐姓李。同李靖一样，李勣在同突厥的斗争中也是英勇无畏，赤心报国。《贞观政要》这样评价李勣：“勣每行事，用帅筹将，临敌应变，动合事机。自贞观以来，讨击突厥、颉利及薛延陀、高丽等，并大破之。”
{38}唐太宗在评价李勣时说：“今委任李勣于并州，遂得突厥畏威远遁，塞垣安静，岂不胜数千里长城耶？……李靖、李勣二人，古之韩、白、卫、霍岂能及也！”
{39}。这里的韩是韩信，汉名将；白是白起，秦朝名将；卫是卫青，霍是霍去病，二人都是西汉武帝时抗击匈奴的名将。唐太宗这么看重李靖、李勣二人，说明二人对唐朝的贡献很大，在保卫国家边境安全上尽到了职责。
3、志向高洁，堪为人表
贞观时期，算得上封建历史上政治比较清明的时期之一。上自最高统治者，下至州县吏曹，贪鄙之人相对较少。形成这样的风气，一得益于唐太宗本人以隋朝为鉴戒，尽量戒骄限欲，做好表率；二得益于大臣们的志向高洁，一心按照朝廷要求，要做好官、清官，最终形成了朝廷上下谨身节用，惟务德义，薄赋敛、厚风俗的清廉政风。
贞观初，太宗就告诫群臣：“人之性命甚于明珠，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网，经即受纳，乃是不惜性命” {40}
“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心中岂不常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得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
{41}唐太宗的这些告诫、要求，使志向高洁的人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志向，使心存贪欲的人收敛了欲望，最终使贞观时期涌现了许多堪为人表的清廉耿介之士。
岑文本，身为中书令，住的房子处于低洼之地，终年潮湿，而且没有帷帐等装饰。有人劝他置办些家产，他却说：“吾本汉南一布衣耳，竟无汉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更得言产业乎？”
{42}他不忘贫贱，远离奢靡,立志节俭，遂成一代名相。
戴胄，曾任户部尚书，检校吏部尚书，用现在的话说，他既管过钱、粮，又管过干部人事，可谓炙手可热的人物。可史书记载:“居宅弊陋，祭享无所。”
{43}意思是说,他住的房子很破旧，连祭祀的场所都没有。古代人对祭祀是非常看重的，这么重要的事情都没有正式的地方举行，可见戴胄对自己的约束有多严格。
温彦博，官居尚书左仆射，也就是当朝宰相，可是家贫得没有一间正屋，死的时候灵柩只好放在旁室里。“家贫无正寝，及薨，殡于傍室。”
{44}这种境地连唐太宗也嗟叹不已。
魏徵，贞观时期的名臣，位居宰相。可其家境同样寒碜。到临去世的贞观十七年，其家“无正堂”。{45}后年老病重，唐太宗命人花了五天时间给他造了堂屋，并派人给他送去一些白色的布褥，以满足他平时的爱好。
追求骄奢安逸的生活，是人之常情，而在身居高位的情况下，能甘于清贫，守志高洁，则一般的人做不到。古人云，官到贫时品自高。历史崇尚品德高尚和有才能的人。从这一点说，那些清廉俭约高洁之士，可以成为所有为政者的老师。为政之人要常思贪欲之害，常怀为政之德。若如斯，既是国家之福、社会之福、人民之福，也是个人之福。
总之，没有群贤毕至，就没有贞观之治。当下，我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需要全民族各阶层的贤能之士尽心竭力。有道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党的十七大已经为我们描绘了宏伟的发展蓝图，我们国家也不缺少时代所需要的贤能精英，只要每一位贤能之士都能以国家复兴为己任，以谋百姓福祉为宗旨，对中央负责，为民族尽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会指日可待。
（作者单位：周口市社科联）
参考文献：
1、{1}{2}{3}{4}{5}{6}{7}{8}{9}{10}{11}{12}{13}{14}{15}{17}{20}{23}{29}{30}{31}{32}{33}{34}{35}{38}{39}{40}{41}{42}{43}{44}{45}《贞观政要》（唐）吴兢.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432
433 130 131 132 133 426 429 136 26 39 40 41 42 151 113 114
44 47 304 305 268
2、{16}{18}{19}{21}{22}{24}{25}{26}{27}{28}{36}{37}《旧唐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第二版409
416 417 419 423 40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