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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低成本为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制造”已遇到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诸如汇率升值劳动力和土地等成本因素的不断增长。面对这种挑战，许多人都提出了各种以提高附加值为核心的升级办法，诸如沿着微笑曲线，降低加工比重，增大研发与市场销售的比重以及提高自主开发的品牌产品出口份额等等。问题在于,在寻求“中国制造”可行的升级方式情况下，是什么因素决定着这种生产模式的升级方式呢？在形成这种生产模式的限定下，究竟存在着一种升级路径还是多种升级方式？如果有多种升级方式，那么，如何选择呢？在现实经济中，我们发现，集群组织的作用还需要与“中国制造”模式有机地结合起来，这需要深层次地认识与理解“中国制造”模式的特征、影响与升级方式，这是讨论相互结合的基本前提。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一、“中国制造”模式的含义
“中国制造”是人们对在世界各地销售的中国生产的产品的一个统称。其实质是通过利用廉价劳动力，以低价格作为竞争力，从而扩大国际市场占有率。“中国制造”是与各国居民对中国生产的各种产品的大量使用与消费分不开的，没有各国居民对大量的、多种多样的中国制品的认识与了解，也就不可能概括出全球知名的“中国制造”。那么，“中国制造”是如何被各国居民所认识与了解的？换言之，它是如何进入国际市场上的？不同的路径对产业升级会有不同的结果。这种结果包括了“中国制造”模式的特征与所产生的影响，从而也会限定产业升级的可选择方式，这就是诺斯（North，1994）所说的路径依赖问题。路径往往是一种模式形成的前提，也是其可能变化的限定条件，换句话说，在给定条件下形成了某一种模式，那么，这种模式的变化也会受制于这种路径安排，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路径锁定。因此，要确定“中国制造”的可行方式，必须要先搞清楚“中国制造”模式进入国际市场的路径安排，这决定着“中国制造”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与发展空间，换句话说，进入轨道限定着它的运行方式与发展升级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再选择相应的升级方式。
一般来说，国内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有两种路径，一是当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国内市场出现饱和后，为实现规模收益与预防产业周期的过早衰落，企业必然会扩大国际市场。斯密所说的“ven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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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plus”就表述了这种行为的含义。在初期，企业对海外市场的扩展通常是通过出口，利用海外代理销售商的服务实现。随后，国际化利益将最终刺激企业建立自己的海外销售商店。在此基础上，再建立海外自己的生产基地等，这种自内向外、顺序扩展地进入国际市场可以看成是一种自主式路径。二是直接和间接地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资源配置把一些地区中的企业纳入到国际市场与全球生产网络之中。这是跨国公司通过新建、对本地企业的兼并与购置本地企业产品的贸易方式等将生产网络中的一部分生产环节转包给某些地区的企业，从而促进这些地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在这些方式中，跨国公司扮演了核心的角色。我把这种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称为转包式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快了进入国际市场与全球化生产网络的步伐。虽然这两种路径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相对来说，转包式路径占有更大的比重。这两种进入国际市场的路径可以通过两种贸易方式加以说明，即一般贸易往往对应自主式路径，而加工贸易往往对应转包式路径。2002-2006年期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55.3%下降到52.7%。这表明，到目前为止，虽然加工贸易在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不断降，但是，我国仍有一半以上的出口贸易方式是加工出口贸易。显然，我国出口贸易占GDP的份额较高与这种加工出口贸易的比重较大是紧密相关的。这也是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关键所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占我国加工贸易40%以上的广东省贸易方式具有更加明显的加工贸易特征。2006年广东省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共计3461.2亿美元，占全省总额的65.7%，这意味着广东省加工贸易在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接近2/3。与全国一样，广东省加工贸易占全省进出口总额比重也呈下降趋，其中出口由2002年的78.7%下降至61.1%，但是，这个比重依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表明，转包式路径成为我国经济开放以来进入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途径，特别成为广东经济国际化的一条主要路径。这是“中国制造”不同于一些国家以自主式路径为主进入国际市场的差异所在。目前，人们对自主式路径下产业升级的认识比较熟悉，因为经济学教科书在这个方面提供了许多有关升级的常识，但是，对转包式路径下产业升级并没有充分了解。特别是把适合于自主式路径的升级方式套用到转包式路径上来，这就需要对进入国际市场的转包式路径依赖的特征、影响与可能的升级方式有一个清晰的理解。
二、基本特征
转包式路径下的分包企业往往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第一，生产的决策权往往掌握在作为发包方的核心企业，而不是转包商手里。在转包型国际化路径中，以代工生产为主的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都要服从于核心企业的安排。换句话说，在核心企业与转包商之间，核心企业往往具有生产方式与技术变革的决策权。通常核心企业的参与可以提供金融、技术、设计支持以及提供原材料和设备，但是，由核心企业根据市场安排确定在哪里投资生产线和加工什么样的产品，即生产方式与产品结构升级的话语权是控制在核心企业手中，而不是转包商手中。简言之，处于这种核心企业与转包商关系之中的企业是缺乏自主独立性的。第二，基于中国制造的转包商是处于产业链中低附加值生产部分。据有关部门统计，2005年我国共出口了177亿件服装，平均价格仅为3.51美元，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罗技公司每年向美国出口2000万个中国制造的鼠标，这些鼠标在美国售价大约是40美元，中国仅从中获得3美元，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性开支都包括在这3美元之中。在彩电业，国产液晶电视80%的零部件都要靠进口，核心技术要花钱从国外购买，导致了国产电视占据了国内市场的70%份额，而80%的利润却被外商赚走了。广东省是我国DVD出口大省，但是，每出口一台DVD机仅售39美元，却要向国外公司支付19.7美元的专利使用费，占成本70%的机芯等部件都依赖进口等等。第三，作为产业链条的一个环节不具有生产的系统性。每个转包商只承担产品序列中的一个单独环节，这类企业相当于一个生产单元，各个单元被一种类似链条的序列跨国界地联系起来，比如说，一个工厂的产出就是下一个工厂的投入，每个转包商只是这种基于地理分布的生产网络中的一个结点，这个结点是由核心企业统一安排和配置的。处于这个结点上的生产活动是缺少产业系统性的。第四，核心企业的跨区域的地理配置资源与基地是基于获取全球化收益角度出发的，而不是基于本地化的产业结构优势考虑的。当然，如果跨国企业的地理嵌入与本地化的产业结构优势能够有效地结合起来，那可能会形成双赢。但是，在现实经济中，这种本地化产业优势与跨国企业的地理嵌入之间的结合可能是一种偶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两者之间并不一致，也不可能一致。特别是跨国企业以资产成本最低为导向的全球化资源配置中，只要每个地区建立的生产基地能使成本最低，那么，跨国公司就会向这里投资，它们并不关注这种投入对本地化产业结构所产生的拉动影响。所以，这种转包型企业也具有较弱的嵌入性。换句话说，转包式路径下形成的产业往往是一种依赖型生产结构。
三、经济影响
对于聚集大量转包企业的地区来说，对转包式路径的依赖往往会带来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的经济影响。从微观视角看，一方面转包式路径可以使许多中小企业尽快地进入国际市场。许多国家的中小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因受到信息、技术与规模能力的限制而成为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一件事。而通过品牌代工，可以使其突破这种限制，比较顺利地进入一些特殊市场。英国经济学家迪肯（Dicken，2007）在《全球性转变》一书中详细论述了来自转包收益的几个方面内容，比如，通过品牌代工，可以进入特殊市场，否则，小企业的进入是根本不可能的；可以保证订单的连续性，特别是在一条件下，往往可以延续很长的时候；可以获得以设备和技术方式的资本注入，诸如核心企业提供部分或全部的材料和零部件、详细设计或专业化、金融或借贷资本、运输条件、技术和市场渠道的安排等。广东省的外向发展就是许多企业从为海外企业代工生产起步的。目前一些具有知名度的较大企业，诸如TCL、华为、中兴、康佳、美的、格兰仕电器和格力等也都是从开展加工贸易业务做起的。显然，这已成为中小企业家开始进入生产经营的重要渠道之一。如果没有这种大量的转包性订单，那么，广东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会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这种转包方路径也存在着风险。一是承担分包任务的中小企业往往被认为是既可扩张，也可牺牲的。在经济景气时候，中小企业可能获得大量订单，从而可以扩大经济规模。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许多中小企业得不到订单，就只能缩减规模，甚至关闭。这样，转包企业的数量与规模变动就大大降低了核心企业应对外部市场的风险。二是转包企业作为产业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其转向新产品与新市场的自由度是十分有限的，特别是在跨国企业对地理分布中的每个企业确定更细的产品专业化，这种局限性就变得更大。概括地说，权衡转包式路径下的生产收益与风险，由核心企业把这些转包企业带入国际市场网络是最大的好处，风险在于，在进入国际市场网络初期往往处于产业分工阶梯中的最低端，不仅收益低，谈判能力差且往往受制于人。
从宏观角度看，基于转包式路径的“中国制造”会引起国内产业结构的重新分布。跨国企业对外投资行为会产生两个方面的结构性影响，一方面是对输出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就前一个方面的影响来说，如果跨国公司在全球性的生产投资中主要以制造业为主，而且，它们的制造业在输出国产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它们对外投资往往会降低输出国的制造业在GDP中的份额。事实上，一些发达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持续上升到占GPD总量的70%以上，这与这些国家大量的制造业通过跨国公司向土地与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持续性地转移是分不开的。
从后一个方面的经济影响看，如果引入的跨国公司大量地投入在东道国的制造业上且这些工业制品的市场主要不在作为生产基地的东道国，那么，东道国往往会强化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而会抑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因为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投资大量集中在第二产业上，且这类投资在东道国总投资中占有重要份额，那么，这会直接提高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同时，跨国公司往往受到转移定价的驱使和东道国各种市场准入的制约，往往形成了采购与销售的“两头在外”运作方式，其结果，这类企业对东道国的市场销售渠道与网络就缺乏需求，这样，物流配送、批发零售以及国内运输等方面的生产性服务需求偏低，也就难以形成东道国第三产业的较快发展。“中国制造”在广东的一些实践表明加工制造与接单生产的比重偏大的地区，第三产业占当地地方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偏低一些。20世纪90年代以来，同等收入水平下中国产业结构往往偏离钱纳里等人提出的一般发展模式，其中，第二产业持续偏高近10个百分点左右，而第三产业偏低近10个百分点，我认为，这种结构性偏差不能说不与这种转包式路径的“中国制造”相关。
四、升级方式
当不断提高的“中国制造”生产成本因影响到的国际竞争力而寻找升级方式时，我们不得不考虑在什么样的路径依赖限定下讨论与选择这种升级方式，离开了这种转包式路径的限定，升级方式的选择就变得不现实或对选择了某一种方式的实施成本非常高。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基于转包式路径的“中国制造”升级往往集中在以下三种方式上。
一是另起炉灶、自建体系。这是指加工贸易的企业在贴牌生产的订单因成本上升而有所下降的之前，就开始撤出来，专门构建自己的生产与经营以及研发体系。在以订单方式进行贴牌生产中，转包企业往往只关注生产环节的一个部分，诸如一个配件或零部件生产等，而不需要关注整个产业链条上的所有环节配套以及相应的技术设备、原材料供应等问题，也不需要更多地考虑和研发与市场营销相关的、诸如研发、品牌与市场网络建设等问题，对于转包型企业来说，这些生产活动都是靠着核心企业来解决的。如果因成本升高而使这种加工贸易大幅度下降，那么，一些曾从事这种业务的企业就会从这种依赖核心企业的关系转移到自我创建这种生产与经营体系上来，这种转变不仅需要为延长产业链条而大幅度地增加投资，也会因市场结构的变化而要有一定的市场经验以及因独立设计而需要有相应的技术积累，此外，这种生产体系与品牌的构建还涉及到许多不确定的风险。显然，这不是许多中小企业所能为的。即使一些较大型企业也因路径锁定而难以转入到自己的生产与经营体系构建以及品牌建设上来，广东省一些地区的企业曾试图为减少这种依赖性而由加工贸易转为自主开发品牌，然而，难以承受的市场开发成本以及经营风险又使相当的一部分转回到原来的贴牌生产方式上来。这表明，自主型国际化路径在品牌建设中成本往往要比转包型国际化路径模式低得多，作为一种水到渠成的过程，它并不需要发生路径转换。而转包型国际化路径模式则有所不同，它需要从一种生产体系向另一种生产体系转变，比如说，一部分企业要从国际化分包网络中退出来，而重新由自己铺设进入国际市场的网络与基地，显然，这种路径转换的成本要相对高很多。广东是我国加工贸易的大省，由贴牌生产向自主品牌建设的升级成本比其他省份更迫切，也比其他省份更高一些。
二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是指一些加工企业在进行接单和贴牌生产的同时，也利用这种市场网络或铺设自己的市场网络，营销自己的品牌产品。比如，上述提及的广东省一些大企业大多数是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等步骤，从中小企业逐步走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显然，没有加工贸易和贴牌生产，就难以在初创时期获得必要的资本以及相应的技术与设备供应及市场渠道支持等，这些因素对于企业成长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广东省与其他省份之间形成经济发展差异的关键所在。而没有自己的自主开发与市场网络建设，企业就难以从对外依赖转变为自强。这也就是一些大企业之所以能从加工贸易的众多中小企业中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当然，形成这种升级路径的企业可能与自身的规模能力相关，也与国内市场的需求结构相关，一方面能够“暗度陈仓”的企业往往都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与技术能力，大部分中小企业往往不具有这方面的实力，因而难以实现既要贴牌生产又要创产自有品牌生产与营销体系的双重目标。另一方面，当为国际市场的大客户进行贴牌生产的同时，也为国内市场生产类似的、但有自己品牌的产品。如果国内市场对这类产品已经接近饱和，那么，这种“暗度陈仓”的方式就会受到限制。
三是强化能力、顺势而上。这种升级道路指的是转包型企业通过提高技术专业能力，不断地获得较高附加值的订单，在保持着加工贸易所具有的进入国际市场网络优势的同时，也能够沿着国际分工的阶梯由低附加值环节向较高的附加值环节攀登。这种升级道路并不发生路径转换，只是在原有的国际化生产分包网络中由低水平层级向高水平层级转变，从而在国际化分工合作网络中不断提高附加值。比如，从OEM（贴牌生产）到ODM（委托设计生产）等可以看成是沿着产业链不断提高附加值的一种层次提升。目前，广东省从事的加工贸易的重心是在产业链中较低的附加值环节，这个环节具有生产标准化、工艺与技能简单和较强替代性等生产特点，比如说，在同样价格下，某一个企业不愿意承担的某一项业务可能会有许多企业抢着干，这就难以形成转包商的讨价还价能力。要想与核心企业形成讨价还价能力，那就需要使转包企业在产品配件、零部件或产品与设计质量上具有不可替代。换言之，只有它能够生产基于某种质量与专用性的产品，其他企业则达不到预期的生产效果。事实上，日本20世纪50——80年代期间形成的企业分包网络提供了支持性例证。在大量的转包企业竞争中，一些中小企业凭借自己的技术能力，与大企业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功能联系，这是基于转包企业的专业技能与设备专业化职能基础上的，而远非是单纯地寻找低成本的转包商。可见这种升级方式也不需要发生路径转换，只是在原有的国际化生产网络中，不断提高人无我有的专用性生产能力，只有获得一些更为复杂的生产环节与产品订单，才可能从对核心企业的依赖转变为互动。当然，这主要取决于本地化劳动力知识与技能的积累。目前，相当一部分国内企业对产品市场上的过度竞争反应是转向开发和生产另外一种产品。这些企业集中在进入市场限制较低、技术成熟的领域。一旦因竞争而使得成本压力变得十分敏感，那么，企业主要不是花费时间和投入去开发具有知识产权的新技术，而是进入一个新的缺少市场进入限制的行业，这种产品基本上是标准化的产品，诸如，电视机、个人电脑、冰箱等，因此，创新变成了一种附属性的，企业更愿意从一种成熟的市场转向另外一个成熟的产品市场，而不愿意在一个成熟的产品上持续进行创新。这种能力已经证明不能维持很长时间。
五、比较与选择
比较上述三种升级方式，第一种方式强调了自主创建品牌产品的重要性，但是以牺牲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网络为代价。换句话说，这种方式的重点在于路径转换，即从原有的由核心企业构建的国际生产网络退出来，然后通过构筑自主的生产体系，进入到自己铺设的国际市场网络之中。显然，与转包型路径相比，进入国际市场的自主型路径的成本要高得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更是如此。第二种方式是在从事分包业务的同时，能够策略的利用分包业务提供的技术与设备以另一个产品品牌为另一个市场或同样一个市场生产相类似的产品，随着自主业务的扩大，逐步收缩转包业务，从而逐步成为有自主品牌与自主开发新产品的企业。这就是说，在国际市场网络中，企业逐步从接受订单到主动销售自己的产品。当然，这种替代取决于企业实力、产业特征与市场结构等因素。所以，在广东省从事加工贸易的上万家企业中，脱颖而出的企业也不过有几十家。第三种方式是保持原有的国际市场网络，逐步由产业链中的边缘位置向核心的生产位置转变。这种方式并不完全强调自主品牌建设，只是注重附加值的提升与在核心企业关系中的谈判能力增强过程，能够对承诺的复杂产品保证高质量与及时供应是形成基于专业化功能联系的关键，而形成这个基础的关键在于劳动力的知识与技能的积累。显然，第二种和第三种都可看成是不需要路径转换也可升级的方式。只是这两种方式相比，第三种方式比第二种方式更适合中小企业。综上所述，在重视自主创新的现阶段，转包企业为强调自主创新而全面退出由核心企业带入的国际生产与市场网络并不是明智之举。与此同时，对转包企业因保持国际化联系优势而难以沿着国际分工阶梯向上攀登的看法也是片面的。因此，“中国制造”的模式需要在国际化联系优势的前提下探索以提高附加值为主的升级道路，第二种与第三种方式提供了在国际化生产网络中由边缘向核心转变的经验。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摘自《学术研究》2007年第1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