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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开明，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状态，表现为统治者思想开通，不顽固保守。贞观时期，唐太宗、魏徵等人，出于打破“兴亡周期律”，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一边克己自律，一边虚心纳谏，颁布实行了许多顺乎民情、合乎民意的诏令文告。这些以诏令文告表现的治国政策，既是唐太宗为首的政治集团政治开明的集中表现，又是铸造“贞观盛世”的政治动力。研读“贞观政要”之“论政体”诸篇，一股开明的政治新风扑面而来，有时会为书中的言论所感动。
不可否认，身处1380年前的封建时代，统治者的局限性仍然很大，但作为常以“真龙天子”自谓的皇帝中的一员，李世民却能屈尊礼贤，律己甚严，臣下与其面折廷争而不怒，虚心听取各方意见，以求得决策的正确，确实难能可贵。按照当代政治学的观点：“领导是一种领导人与追随者基于共有的动机、价值和目的而达成一致的道德过程”（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领袖论》），唐太宗作为当时的政治领袖，他的这种开明的政治风范和道德自律，很值得后人批判地改造和辨证地扬弃。
一、兼听而防一人独断
独断，向来是封建时代自命为“天子”的皇帝的特权。这种特权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皇帝自认为他受命于天，民众则认为这符合礼教，理所当然。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皇帝是一贯正确的，皇帝的话就是金口玉言，不可更改。皇帝的这种独断，强化了封建王朝的集权统治，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的骄纵，认可了他们的错误和荒谬，加速了某个王朝的腐朽和灭亡。兼听，就是听取多方面的意见，使自己掌握各方面的情况，避免对事物判断的盲目和片面。唐太宗李世民亲身经历了隋朝皇帝杨广的独断骄横、为所欲为，也亲眼目睹了这种行为引发的社会矛盾、民众反抗。这位在马背上纵横驰骋，借着老百姓对隋王朝的怨恨，最终夺得天下的皇帝，十分清楚独断的危害，觉得多方听取意见是防止朝廷出错的好方法。因此，对每项朝廷的决策，他都主动听取大臣们的意见，了解百姓生活，掌握政策得失。
贞观初，他就颁布诏书，要求所有在长安的五品以上官员，分批轮流在中书省值宿，随时接受皇帝召见。每次召见，李世民都与这些官员交谈，询问宫外事务，了解百姓的好恶、利害和政务、教化的得失。不仅如此，他还改变朝廷中书省、门下省的职能，使二者相互监督，相互发现对方所拟政令中的不足和缺点，进而加以改进。贞观元年，他对大臣王珪说：“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事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讳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这番话是唐太宗对大臣们的告诫，要求他们要真正以国事为重，诚心向别人提意见，也要真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不能因个人私心私利，而不争辩是非，影响国家大事。按照唐朝当时的制度，朝廷的赦令先由中书省初拟，后由门下省审查辩论，提出明确意见，最后由尚书省完善成正稿，交皇帝决定。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可谓是兼听各方、集众人智、防一人私的良方。正是采取了这种方式，才使贞观时期的政策，大多符合当时老百姓的愿望，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二、集智而求决策正确
决策，是为政者经常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是一项重要职责。决策的正确与否，决定着人心的向背，事业的成败。一般情况下，决策者掌握的情况越充分、全面，听取的不同意见越多，决策的正确性也可能越大。
作为封建帝王的李世民，非常清楚个人的局限，在决策的方式上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首先，他明确表示对大臣们的信任：“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断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变，方可奏行。”在这里，唐太宗的用意很明显，一是表明了自己对大臣们的信任，凡事都委托他们先行处理；二是要求各部门认真筹画商量，该审驳的审驳，该论证修改的论证修改，只有大家觉得比较合理稳妥、便于施行了，才可以呈给皇帝。这实际上是把决策过程转变成了集中智慧的过程，变成了听取各方意见的过程。其次，他又向大臣们说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当然好，其他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这一段话，实际上道出了唐太宗听取大臣意见的本意，就是要避免或减少决策失误，防止国家灭亡。唐太宗的逻辑是，如果凡事靠一个人去处理，不可能有这么充分的知识、智慧，也不可能有这么充分的精力，决策的正确率也就大打折扣，错误的决策日积月累，肯定会失去民心，进而使国家走向覆亡。
这就是唐太宗之明。虽然他和其他皇帝一样，把唐朝看作他李世民的家天下，但他能认识到自己作为皇帝的弱点，知道集中大家智慧共同治理国家对朝廷的好处。正是唐太宗的这种思想和做法，为唐王朝聚集了大量的人才。这些人才忠于政事，尽心效力，客观上为贞观之治的实现奠定了智力基础。
三、律己而防骄矜懈怠
骄矜，是所有身居显位的人最易产生的情绪。这种情绪的最大功能就是放纵个人行为，使人刚愎自用，傲视一切。懈怠，是取得一定成就之后，大多数人表现出的情绪，又恰是个人事业继续发展的第一杀手。唐太宗的过人之处，就是他十分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虽贵为皇帝，但同所有的人一样，也有自身局限性。因此，必须加强修养，严格律己，克服自己骄矜懈怠情绪的产生和蔓延。贞观初，唐太宗曾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这一问题。他说：“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遗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孤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何况于理乎？”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唐太宗，向臣下明确讲出自己的不足，是需要勇气的。这种勇气来自于求得国家大治的迫切希望，来自于克服自身骄矜情绪的坚定决心。诚如宋朝史学家范祖禹所言：“国之将兴也，君子自以为不足；其亡也，若有余。”太宗能从“识弓未精”而知治国之道非一人所能独专，寻谋于众而不自以为是，正是实现贞观之治的根本所在。
唐太宗不仅把律己的着眼点放在提高自己的修养上，还诚心要求大臣们给他提意见（求谏）。贞观初，他就告诉众臣：“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籍忠臣，”“公等各宜务尽忠谠（正直的话），匡救朕恶，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到了贞观19年，唐朝的经济社会已有很大发展，呈现出了国家富强，百姓乐业，国内治安良好，周边各国宾服的局面。但唐太宗仍然保持清醒的认识，克己求谏的心一直没变。他说：“朕恐怀骄矜，恒自抑折，日肝而食，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恳切之情，溢于言表。
唐太宗虚己听取大臣治国建议的言行，鼓励和造就了贞观时期的一批明臣。他们与唐太宗“义均一体，协力同心”，不仅在发现朝廷的政策有不合理的时候，敢于敢以争辩，提出改正意见，而且敢于在太宗的面前说实话，讲实情，对唐太宗给予了很好的劝谏、监督，帮助唐太宗制定并推行了许多符合当时社会情况的好政策，成就了贞观之治。这批名臣中，魏徽是杰出的代表。他前后陈谏200余事，大都被太宗采纳。他提出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让太宗赞赏；他的“载舟覆舟，所宜深慎”，令太宗刻骨铭心；他的《十思疏》则被太宗称为“诚极忠款，言穷切至”，以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置之案几，事等弦、韦（弦，弓弦。韦，柔皮，《韩非子·观行》载：“西门豹性急，佩韦以自缓；董安性缓，佩弦以自急。）”魏徽去世，太宗说自己失去了一面镜子。可以说，唐太宗之所以不敢骄矜懈怠，除了其自身孜孜求治的政治抱负和比较开明地政治思想之外，还因为有一大批忠耿为国的大臣舍身直言，大胆劝谏，使他不敢或不能骄矜懈怠。这正如宋代史学家范祖禹所说的，“太宗虚己以求直言，故群臣争救其失”，二者相得益彰，共同缔造了贞观一朝的政治清明，国泰民安。
四、驭权豪防腐败盛行
在封建时代，腐败是一种难以治理的痼弊。而这种腐败又往往与权贵豪族的恣意妄为紧密相连，多数情况下他们就是始作俑者。唐太宗经历了隋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知道老百姓对朝廷、官府的腐败深恶痛绝，也知道官僚豪族的腐败肯定能引起老百姓的反抗。因此，唐太宗在大力推行其民本思想和政策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反对权贵的腐败，对他们严格地加以管束。唐太宗的做法，限制了贞观时期腐败的滋生蔓延，得到了史家：“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权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的较高评价。
为驾驭权豪，使他们不过于腐化堕落，唐太宗首先从检点自己的行为做起。贞观初年，唐太宗曾把庐江王李瑗的侍姬收在后宫，并经常让她侍侯在身边。大臣王珪认为不合适，就建议唐太宗将其遣回亲族。太宗很快就认识到自己的过错，把人遣了回去。贞观四年，太宗下诏修建洛阳乾元殿，结果大臣张玄素以“惟当俭约，陛下宜以身为先”为由上谏阻止，也被太宗欣然接受。贞观三年，太宗身边的一个官员到凉州，看到都督李大亮有一只名贵的猎鹰，建议李大亮献给太宗。李大亮把这件事告诉了太宗：“陛下久绝畋猎，而使者求鹰。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大大违背皇上过去的旨意）；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接到李大亮的奏章，非常赞赏。贞观六年，唐朝平定了匈奴，国家也连续有了几年好收成，太宗想举行封禅大典，大臣魏徵“以国力尚虚”为由加以谏阻，太宗随即接受。贞观七年，太宗到浦州视察，刺史赵元楷责令百姓穿黄纱单衣，在路边迎接，兼把官署房宇装饰一新，还修建了高大华丽的门楼，以讨太宗欢心。这些做法招来太宗的一顿批评，赵元楷本人惭愧害怕至极，几天不食而亡。
唐太宗不仅注意检点自己的行为，不放纵身边人到下边狐假虎威，为非作歹，而且对自己的子女也注意严加管束。贞观七年，太宗安排太子李承乾身边的人：“卿等辅导太子，常须为说百姓间利害事。……太子生长深宫，……不可辄为骄纵。”贞观七年，他又对魏徵说：“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长富贵，好尚骄逸。”因此他命令魏徵编辑一本《自古诸侯王善恶录》，让自己的王子们学习。贞观十年，太宗又召集荆王李元景、汉王李元昌、吴王李恪、魏王李泰等，要求他们“当须自克励，使善事日闻，勿纵欲肆情，自陷刑戮。”不仅这样，为了匡正太子李承乾的行为，太宗对所有给李承乾上谏劝善的人都给予奖励。但是，由于李承乾“游畋废学”、“数亏礼度，侈纵日甚”、“好营造亭观，穷极奢侈，费用日广，耽好声色，”加上他有谋逆嫌疑，太宗最后将他废了。
对大臣们，太宗也是严格要求，他说：“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他告诫大臣们：“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心中岂不常慎？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卿等宜深思此言。”太宗的严格要求，加上一些人士的个人修养，使贞观时期涌现出了许多清廉高尚的大臣。象“岑为本，为中书令，宅卑湿，无帷帐之饰”；象户部尚书戴胄“居宅弊陋，祭享无所”；象“魏徽宅内先无正堂”。病重时，太宗才强行为其建个小殿；象尚书右仆射温彦博，“家贫无正寝，及薨，殡于旁室”，等等。正是这样一大批高洁清正之士，支撑了唐贞观时期的政治大厦，共同造就了一个亘古辉煌的历史盛世。
（作者单位：周口市社科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