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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举国上下，以“多难兴邦”古训相激励。那么，“多难兴邦”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它代表了什么样的中国精神？
■“多难兴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的一个科学总结，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是一个铁的规律
主持人：最近温家宝总理慰问北川中学师生时，在课堂黑板上写下清秀工整的四个汉字：多难兴邦！以此勉励复课学生在磨难中要更加坚强。那么，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多难兴邦”有何深刻的内涵？
黄枬森：“多难兴邦”乃中国古训，是对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的一个科学总结，蕴涵着历史的辩证法。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几千年辉煌历史的伟大民族，也是一个几千年多灾多难的苦难民族。单单日本军国主义者就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几千万生命的牺牲。但是，在灾难面前，中华民族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面对灾难，没有被赶尽杀绝，也没有被打得趴在地上起不来，从此彻底认输，停止战斗，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他们从地上站起来，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擦干净身上的血迹，又拿起枪战斗了。和平建设时期同样需要这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正是因为中华民族从古以来在灾难中养成了这种精神，今天我们一直在发扬这种精神，不向困难低头，不同挫折妥协，不在任何灾难面前屈服，所以，我们才有今天繁荣兴旺的局面和光辉灿烂的明天。可以说，“多难兴邦”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是一个铁的规律，一个人类社会的辩证规律，一个人的实践的辩证规律。
陈伯君：“多难兴邦”源自《左传·昭公四年》：“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意思是，有些遭遇劫难的国家政权巩固，疆土拓展；有些未遭劫难的国家却政权不守，疆土丢失。现在，人们这样解释其内涵：国家多灾多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激励人民奋发图强、战胜困难，使国家强盛起来。如黄枬森教授提到的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迫使每个中华儿女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新中国把这首诞生于抗日战争血与火考验中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就体现了“多难兴邦”的历史道义和中国精神。
■在社会的和自然的双重灾难中，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信念愈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
主持人：中华民族在与灾难的抗争中形成了什么样的民族精神？
李文海：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经历的灾难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原因，一是自然的原因。拿近代历史来说，社会方面的灾难，主要是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掠夺、欺压、凌辱，把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变得极端的贫困和落后，直至拖向亡国灭种的边缘。自然方面的灾难，主要是指频繁发生且破坏严重的水旱风雪震疫等灾害。这两方面的灾难，都对我国经济政治造成很大损害，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的摧残，对社会的发展进步造成巨大的障碍。就自然灾害方面，有人说，一部二十四史，几乎同时也是一部中国灾荒史，这话并不过分。邓拓先生曾经指出，我国自有文献记载以来的四千余年间，“几乎无年不灾，也几乎无年不荒”。且不说水旱灾害，就以地震灾害而言，自夏代有文字可考的公元前1831年起，至1963年，我国发生的4.75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就有3180次。清代8级以上的地震共发生8次。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110年间，发生7级以上的地震64次。每次大灾，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也极为严重。以光绪初年（1876—1879年）被称为“丁戊奇荒”的华北大旱灾来说，因饥饿及疫病而罹难的即达1000万人。
面对着社会的和自然的双重灾难，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被压倒，从来没有被屈服，而是坚定、无畏地挺起民族的脊梁，经过艰苦奋斗，无数次地战胜横暴相加的灾祸，始终昂首行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江泽民同志1998年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具有团结一致、顽强拼搏的光荣传统，中华民族有着巨大的凝聚力，是任何困难、任何风险都压不垮的。”“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中，历经磨难而信念愈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开发建设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段话也鲜明地揭示出了“多难兴邦”的深刻内涵。
张海鹏：特别是18世纪以后，中国封建统治者固步自封，不求进取，经济和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乃至在鸦片战争以后，沦落到落后挨打的地步，逐渐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经受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化。人祸天灾交相袭来。中华民族没有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屈服，而是自强不息，奋起自救，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救国运动，组成代表新的社会阶级的政党，引进并且吸收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学说，进而产生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再次面对多难，再次在多难中奋起，赢得了国家的独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国家面临困难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也多次用“多难兴邦”的话来鼓励干部和群众克服困难，勇敢前进。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我们感受到中华民族精神的极度昂扬，这是民族凝聚力的生动体现。有了这些，我们就会赢得“历史进步的补偿”
主持人：恩格斯说过一句非常深刻和耐人寻味的话：“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那么，如何认识灾难对中华民族的“补偿”？
李文海：刚刚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当然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巨大的历史灾难”，但在抗震救灾的伟大斗争中，我们看到了无数顽强拼搏、不畏艰险、舍己救人、乐观向上的动人事迹，这是民族精神的极度昂扬，这是民族凝聚力的生动体现。有了这些，我们就会赢得历史进步的补偿，我们就会赢得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只有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才能使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状态，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华民族是具有优良传统和独创精神的伟大民族。中华民族在创造灿烂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博大精深，根深蒂固，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发扬这种民族精神，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之一。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伯君：灾难也是一所“学校”，可以让人从中学会很多东西。中华民族善于从这所“学校”中总结经验教训，挖掘灾难中产生的精神财富，因而，能够获得历史巨大进步的补偿。
■对“多难兴邦”不能作绝对理解，不能把它理解成多难之后无条件地会出现兴邦的局面
主持人：有人说，“多难兴邦”是对中华民族历史的一种错误理解。对此该怎么看？
黄枬森：就中华民族来说，诚然是“多难兴邦”，但对“多难兴邦”不能作绝对理解，不能把它理解成多难之后无条件地会出现兴邦的局面，多难而邦不兴，甚至多难亡邦也是完全可能的。古罗马帝国的覆亡、玛雅文明的消失都是明显的例证。“多难兴邦”并不是无条件的，不具备必要的条件，多难也是会亡邦的。“多难兴邦”不是与人无关的自然规律，而是有人参与其中的社会规律，人的状况如何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我认为至少有两个条件：一是人民已经初步形成不屈不挠，绝不屈服的坚强无畏精神；二是灾难来时，人民能够团结一致，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不怕牺牲去争取胜利。有了这两个条件，“多难兴邦”就一定能实现。
陈伯君：还应该看到，“多难兴邦”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效果是大不一样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形成的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焕发出了更加旺盛的生命力。这次地震，动员的人力、物力、财力是十分巨大，这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做到。特别是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制度建设成就很大。在较完善的制度条件下，监督得力，过程透明，使财物能够及时发放到灾区群众手中。政府的快速救助，也极大地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多难”不仅是考验，而且是锻炼；百折不挠，“多难兴邦”，这就是中华民族的逻辑
主持人：通过对“多难兴邦”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示？
张海鹏：其一，在国家、社会发展、前进的过程中，有困难是客观存在，但在困难面前，不能动员和依靠群众，缩手缩脚，畏手畏脚，没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拿不出战胜困难的办法，就会被困难击倒。“多难”不可控制，“兴邦”则在我们的努力，重点是“兴”字。千百年来，中华民族面对困难，百折不挠，就是有这个“兴”字。这是一种可贵的民族精神。其二，要有危机意识、忧患意识、风险意识，要有防范突发事件的精神准备、物质准备和制度准备。今天的中国，成就很大，困难很多，但国情复杂，各地发展极不平衡。地虽大，自然环境并不理想；物虽博，人口众多，平均下来，往往不及世界平均数。我们的发展中，天然地存在着许多已知的、未知的困难。这些困难，有些是天灾造成的，有些是人祸造成的，有些是天灾人祸互相作用的。面对危机和突发事件，要有政治措施，要有经济措施，要有法制措施，要有人文关怀的准备，要有适当的物质储备；要把人的权利、人的安全、人的福祉、人的发展放在首位。要取得进一步战胜困难的经验，进一步加强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以防患于未然。在处理发展问题上，要坚决贯彻科学发展观，重大项目的设计和资金的投放，要考虑自然环境的承担能力。其三，在应对灾难面前，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但不拒绝外援。我们已经取得了战胜自然灾害的国际合作经验。这样的经验很值得总结。
黄枬森：“多难兴邦”还预示着一幅劫后重建的无限美好家园的图景。在这里单单“兴邦”两个字能够预示的图景当然是很抽象的，灾后重建的“美好”起码有三个层次：一是与从前一样好，二是比从前更好，三是比无灾建设的更好还要好。灾后重建比无灾建设的更好还要好，可能吗？完全可能，因为这正是“多难兴邦”不同于一般的“兴邦”的地方。“多难”不仅是考验，而且是锻炼；不仅证明人民经得起打击，而且使人民在抗震救灾中变得更纯粹了，更高尚了，更聪明了，更能干了，更成熟了。这样的人民重建家园当然能够把家园建设得比更好还要好。百折不挠，“多难兴邦”，这就是中华民族的逻辑，她是这样走过来的，也将这样走下去！
■中华民族经过这场灾难的洗礼，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得到进一步升华，这必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新的力量
主持人：灾难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国外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就认为，人类社会就是在对自然灾难挑战的应战中获得发展动力的。那么，我们从这次汶川大难中可以获得哪些发展动力呢？
朱相远：至少可增强四方面的力量：
第一，国家自信力。国家在发展中，面临各种艰难险阻，有无强大自信力，至关重要。这次抗灾实际是对我国综合国力、政府感召力、体制应变力、年青一代传承力、社会稳定力等的一次大考验，也是对30年改革开放成果的一次大验收。结果证明：考试合格，验收优良。过去有人担忧，改革开放把经济搞上去了，精神却要丢失了。认为市场经济，为富不仁，一切向钱看，使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通过这场考验，使全国上下，忽然自觉意识到，我们自己竟然拥有如此强大的潜在力量。也使人们看到改革开放30年的积极成果，看到进步与光明的前景。这种觉悟与自信，对于今后基本路线的执行、社会的科学发展，形成无比强大的保障力。
第二，改革的推动力。进行各种改革，尤其涉及政治领域，人们总是格外小心，怕引起社会动荡。因在中国，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在这次大灾难中，我们看到，扩大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尊重民间自发的首创精神，增加媒体的话语权，这种民主意识与取向，只会大大增强社会的稳定性。这次抗灾行动，已从许多方面，大大突破各种原有传统程序与习惯做法，使许多新风尚、新做派、新气象，如井喷般突然涌现。这将促使举国上下，思想大解放。人们胆子更大了，放手依靠群众、发扬民主，不会无序失控。这对今后加快改革步伐，将形成巨大推动力。
第三，民族的凝聚力。通过这场生死大搏斗，大大增强了我国民族凝聚力。这次全国各民族，表现出空前的大团结。海外侨胞，更在保卫圣火的基础上，再次高扬起爱国主义旗帜。两岸三地同胞情，血浓于水，可歌可泣。中华民族经过这场灾难的洗礼，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得到进一步升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有希望。
第四，对外亲和力。中国的发展，必须博得世界的同情与支持。通过对这次抗灾行动的公开报道，使世界人民，开始观察到中国的真实面貌，认识到中国历史进程的转折，感受到中国社会转型的蜕变，从而对中国的未来，更加放心。这种形象的更新，对外亲和力的增强，对于我国实现国际化，融入全球，将提供有利的基础。
■朝“多难兴邦”方向着力，危机也是改善社会关系、提升政府威信的机遇
主持人：从现实情况来看，灾难似乎也可以成为政府改善社会关系、进一步提升自身威信的机遇？
陈伯君：可以这么认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会在灾难中挺立，会在灾难中迸发出同样超强的力量。这超强的力量，形成于摒弃前嫌，万众一心地迎击灾难的过程中。“多难兴邦”的价值就在这里。
朝“多难兴邦”方向着力，危机也是改善社会关系、提升政府威信的机遇。在不可抗拒、难以预防的巨大灾难面前，任何个人的力量都微不足道。任何个人都会本能地意识到，只有淡化和平状态下积累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众志成城迎击灾难，才能战胜灾难。由此，社会各个阶层的民心聚集起来。当政府主动迎击灾难，国家机器高速运转，不仅能够体现出政府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高度负责，使民心和民力得以有效地凝聚和发挥，将灾难降低到最低程度，而且能够很好地化解人们对过去政府一些工作和政策的埋怨，重塑威望。按照危机攻关的原理，这是危机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点，抓住这个机会点，常态下需要花很大力气才能解决的难题，都可能迎刃而解。一些重特大灾难，当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创的同时，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社会力量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形成一些新的有利因素。政府的智慧将表现在紧紧抓住在灾难中聚集起来的民心、民力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空前和谐的契机，定格为灾后重建、灾后发展的崭新起点，将灾难所承受的损失和付出的巨大代价转化为重建和发展的力量。
（转摘自《北京日报》） |
